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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3年01月30日 星期三

    一个出版家的风雨路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1月30日   07 版)
    刘硕良

        早春时节耄耋之年的刘硕良老先生来北京,电话中还是那么中气十足,一口湖南腔依旧。这次来居然是为他曾经为之写下辉煌篇章的漓江出版社组稿。他除了头发全白了,眉毛白了,精神气仍似当年。下电梯时他说顺便出来走走,我本能地伸手去扶他,他一边挡开我,一边高声道:“到了要人扶的地步我就不出来了!”身心俱佳,这位老出版家真是令人羡慕。他还顺便告诉我一套总结他从事新闻出版经历的回忆录要由漓江社出版了,还收入了我弱冠之年用“胡侃”的笔名写他的一篇印象记。不出半年,这套书就面世了,书名《三栖路上云和月——为新闻出版的一生》,虚实兼顾,既有闲云野鹤的仙风道骨,又有咬定青山的强者风范。老刘特送我一套,扉页上苍劲的笔体题字道:“胡侃不是胡侃”。

        八十年代末在深圳书展上见到他那次,他一个人肩扛手提漓江社的书去参展。近花甲的人了,扛着书上下地下道,卯足了力气,年久多磨的腰带居然在人流中绷断,好不尴尬,他竟旁若无人地用捆书的尼龙绳胡乱当腰带扎上,继续蹒跚而行。这事让我拿来调笑一番,随后忍不住写了一篇小杂文题为《腰扎尼龙绳的刘硕良》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了。很多人看了后以为老刘会生气,还说我竟然拿这事“胡侃”,徐坚忠也不加删改就那么发了。但后来发现老刘读后居然哈哈大笑,说就照实写很好。看来他确实觉得很好,否则二十多年后他也不会把这文字收进他的回忆文集中,而其余几篇评论他的专家和记者的文字多为正襟危坐之文。

        老刘当年参与创办漓江出版社并以诺贝尔文学奖翻译系列作为主打把漓江社的名气在全国打响,那段筚路蓝缕而后辉煌昂扬的历史在出版界应该是不可重复的。时代往往就是那么匆匆之中落下一个偶然的机遇,必须是天时、地利、人和的高度完美的组合,才有了刘硕良与漓江的绝配。就那么十来年的事。他创业漓江时其实已经是年近耳顺,之前没做过出版,而是革命新闻大军中的马前卒。而他抓住了历史的机遇轰轰烈烈打拼十来年就花甲了,中国也加入了国际版权公约,翻译有版权的名著一时间令中国出版界举步维艰,花甲之年的他也就离开他的“热土”了。时间就这么残酷。

        当年漓江掀起的诺贝尔热的那些书其实我没有读几本,倒是另一套“艺苑人物丛书”我几乎每本都买过读过。当然,最终的结果是,那些诺贝尔的书随着我东搬西搬,现在还在书架上,有的依然还没有读过,但那些山口百惠、高仓健、索非亚·罗兰等人的回忆录早就卖旧书了。

        八十年代中期我研究生毕业,不久就有幸认识了刘硕良。虽然我仅仅想翻译劳伦斯,而不是翻译更为有号召力的诺贝尔丛书或更为通俗的艺苑人物传记,这就意味着我不雅不俗,不是他预想中的译者队伍中的一员。但老刘还是在关键时刻对我说:别人都弄劳伦斯的长篇小说,都滥了,你知道不知道他的散文随笔行不行,可以先试试这个。其实他不知道我在硕士阶段的专业就是劳伦斯的非小说作品,包括散文随笔,但八十年代大家都抢着翻译他的长篇小说,因为那最能体现劳伦斯的“主业”,同时也最能显示译者的实力。我虽然熟知他的随笔创作,但还是不能免俗,认为那是他的支流,因此还是想往小说翻译方面“挤”。出版市场彼时竟然出现了数人合译一本长篇小说的恶劣现象,所以老刘决定把我翻译的长篇晾起来,让我先做散文随笔。这不仅暗合了我的专业,也领跑了当时仅初见端倪的“随笔热”。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选择率先开掘了劳伦斯作品的另一个宝库,拙译也就“自然而然”执其牛耳。具体到个体作家的作品翻译,往往“先来后到”颇为重要,只要译文品相居中上,就容易先来者居上。当然作为译者应该有自知之明,不以先到倨傲,自我批评意识要强,要不断努力,勤于修改早期的错误,每次再版都要有进步,才能不辜负“先来”的幸运。在这一点上,我一直加着小心,所幸没有辜负老刘当年的发掘。后来这部分随笔又在漓江出了扩充版,名为《劳伦斯文艺随笔》,应该是很多人研究劳伦斯文艺思想的重要参考书。随后时机成熟后拙译《虹》也在漓江出版了。这两本书应该说为我以后全面的劳伦斯翻译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那不久老刘就去办《出版广角》杂志了,在花甲之年又是一番拳打脚踢,开拓了一个新天地,创下了广西杂志出版的新辉煌。在这方面我这个文学翻译自然是只有惭愧观望的份,看着署长、社长、总编们挥斥方遒激扬文字落荒而逃。但老刘也没有忘记我,说这杂志也不能都是高谈阔论,也要有小桥流水,有闲花杂草。于是我就作为小桥边的闲花时而在他的杂志上暗香浮动一下,发表点读书随笔和序跋之类。这至少说明老刘办杂志还是想着照顾到很多边缘小众的,不少与我类似的野草闲花都在这杂志上绽放过。

        以后古稀之年远赴云南创办《人与自然》杂志和到北京“下海”再办出版,老刘都是一路风风火火,令人目眩。他总是在开辟新的天地,尝试新的事物,而且是在古稀之年。

        而在八十高龄上,老刘不仅在做广西本土文化的研究,还又重作冯妇,整理外国文学经典之作,帮助漓江出版社重振翻译文学的出版,而且已经初见规模,真是不老的宝刀,令人钦敬。

        作为老刘漓江时期的译者和以后几个时期偶尔的参与者,我其实一直也是个“围观”者,在关注这个南疆奇人,因为他是出版界最有被围观价值的人物之一。读《三栖路上云和月》,虽然只是围观而已,但感慨颇多,这里略表一表,相信并非都是胡侃。真心地祝福老刘。(毕冰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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