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撒谎，代价太大”

    抗日游击队员、流亡学生、国民党宪兵、解放军俘虏、台湾报社主编……王鼎钧经历的太多，看到的太多，因此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

    在台湾，王鼎钧家喻户晓，甚至可以说“凡有井水处，即见鼎公书”。鼎公散文集《人生四书》和《作文四书》，是伴随一代台湾人成长的经典。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一直想不清楚，台湾作家如柏杨、李敖、白先勇、龙应台等，大陆读者早已耳熟能详，为何鼎公却独独被严重忽视？鼎公，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李昕最早希望介绍给大陆读者的两位作者之一，另一位是李敖。

    1992年至2009年，客居纽约多年的鼎公写下了《回忆录四部曲》，出版后在台湾引发轰动。他说自己写这部书使用了“等了一辈子的自由”；读者说他写尽了二十世纪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和生死流转。

    他目睹过，青春因为懵懂而危险。“‘大时代’的青年是资本，是工具。我们振翅时，空中多少罗网；我们奔驰时，路标上多少错字；我们睡眠时，棉絮里多少蒺藜；我们受表扬时，玫瑰里多少假花。……天晓得，因为热血，多么狭隘的视界，多么简单的思考，多么僵硬的性情，多么残酷的判断，多么大的反挫，多么苦的果报。”

    他目睹过，国民政府时期，光阴如何拿制度的漏洞和生计的艰难去考验人性的脆弱，一个个小角色在小得之后大失。“每一层地狱里都有一个天使，问题是你如何遇见他；每一层天堂上都有一个魔鬼，问题是你如何躲开他。”

    对于四部曲，他有最深的体会：“抗战、流亡、内战、白色恐怖……当时天下已乱，但这四部回忆录脉络清晰，藉个人离乱的遭遇显现火焰山似的动荡年代，读来仿佛章回小说，精彩故事一个连接一个——这，其实是耄耋之年的作者用自己的青春与血泪换来的。”他清楚写史者必须坦荡，否则代价太大。“你隐瞒的，别人会增补，上一代编造的，下一代会揭穿。”作为流亡学生、国民党下层军官，鼎公笔下，是“一个在天地间无以自存的家庭，几枚在覆巢下滚动不停的卵”。“种种昨日，‘国家’大而化之，难得糊涂，被骗的老百姓可是刻骨难忘！” 

    鼎公不止一次以“受伤的芦苇”自谓，这也是一代国人的命运：“压伤的芦苇自己不肯折断，将残的灯火那是自己熄灭。”

    帕斯卡曾云，人是一根苇草。所幸，是“一根能思考的苇草”。

    鼎公说，一本回忆录是一片昨天的云，使片云再现，乃情义所在。

    其好友痖弦有诗曰，“今天的云抄袭昨天的云”。

    鼎公有一双阅尽风霜还愿意看云的眼睛，有一颗朴厚而温暖的心，有一个会处理当下与久远关系的脑，这种天作之合，极具意义。

关于抗战，关于国民政府

    读书报：您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一生“三多”，包括“多难”。后来，您才意识到，一个从灾难中走过来的人，会对许多东西丧失品鉴欣赏的能力。

    王鼎钧：以后很多很多年，我不能欣赏日本的歌曲、服饰、风景，甚至厌恶日本话和木屐。直到有一年我看了一部影片，菊池宽的小说改编，衣笠贞之助导演，受到感动，开始改变。这部彩色片叫《地狱门》。我至今不能欣赏山景，厌恶人家说“文似看山不喜平”。“抗战靠山”，山留给我痛苦的生活经验。我至今很难欣赏雪景，我在《关山夺路》中写过，北方的严寒怎样伤害了我。还有，我不喜欢战争，甚至厌恶鞭炮，它太像枪声。来美国后，秋天，我不喜欢满城红叶，因为它使我“误会”是一场大火。我说过，我那一代年轻人，那样艰难的走过来，恐怕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病人。我一生努力自疗，直到今日。

    读书报：您如何看待“结束战争最好的方式就是投降”？

    王鼎钧：这句话的本意是讽刺，但是每人可以有自己的解读。  我想起一件事：冷战时期，哲学家罗素发起静坐请愿，要求英国政府不要研发核子武器和苏联对抗，他说宁愿受苏联的专政统治，也不要毁于核子大战。苏联纵能统治三岛，也有一个期限，英国人终有一天复国独立，倘若核子大战发生，英国民族就要永远从地球上消失。

    读书报：您说“骗局总是针对人的贪念作出设计”，也写到“大周”“小周”这种国民党军队中的小角色为发财丧命，您说“抗战八年，每一个相信国家允诺的人都受了伤”。是否从那时候起，您就不再相信所谓“允诺”？

    王鼎钧：我一向对高官没有信心，我跟他们在一起没有安全感，在《文学江湖》里面你可以看见我一再放弃机会，另外还有我没有写出来的机会。这是我的失败。其实我在台湾遇见的几个高官都不错，可以追随。我的父母官荀卿说过：“下而好非其上”，必穷。

    读书报：书中，您谈及当时国民政府贪污腐败的潮流，说那时代贪官的风险很小，甚至“有所不为”的风险比“无所不为”还要大。但认为蒋介石本人是清廉的军政领袖。在《关山夺路》中，您寄望于蒋介石日记公开后，才能得知他本人是怎么想的。现在蒋日记已经公开了。

    王鼎钧：蒋介石退到台湾以后严厉禁止贪污，因此强迫蒋纬国的妻子服毒自杀。他也在半公开的场所对战后接收工作失败作了痛切的检讨，这时候我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了。纳闷的是在接收当时他为何没有动作，他是否想以允许贪污换取忠贞？我无意遍读他的日记，估量他也不会把内心的话完全写出来。

    至于他本人清廉，现在差不多可以成立了。他有形的一切都已置于公众的视线之下。当然有异议，我不辩论。

    读书报：通胀猛于虎，您作为历史的见证者，觉得国民政府那次著名的通货膨胀有无规避的可能？

    王鼎钧：我不懂经济，我听到的说法是，抗战八年之后接着又有四年内战，通货一定恶性膨胀。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冲突的时候，也曾这样“警告”蒋介石。

    如果抗战胜利、国共冲突的时候，蒋先生接受马歇尔的调处，允许中共参加接收，然后组织联合政府，“马歇尔计划”也真的在中国实行了，那次通货膨胀应该可以避免。倘若那样，第一任总统就不是蒋先生而是毛先生了，没有四年内战了，当然，“作家王鼎钧”也没有了。

    读书报：您主张多找失意的人谈话，说听得意的人谈话最是乏味。但这个世界上，失意者是被忽视的，鲜有人来注意他说什么。而历史又往往为得意者所写就。

    王鼎钧：英文里面有句话：“退休的人说实话”，因为他已退出竞技场，经验智慧可以公开，知人论事也可以超然。至于在位的人，我只看他的事功，不听他的谈吐，言词乃是他行为的泡沫，思想的糟粕。“失意者是被忽视的”，没错。但如果要谈天，人弃我取，也是一种智慧。

    历史是由得志的人“做”出来，由历史家记下来，在权力配置中，历史家并非得意的人。历史是冷衙门，冷板凳，他要想受天下后世重视，必须公正。他们同行之间有竞争，你隐瞒的，别人会增补；上一代编造的，下一代会揭穿。世上也有说谎的历史学者，他们付出的代价非常大，非常大。但是历史家岂肯在茶余酒后把研究心得轻易说出来？历史家不爱谈天，爱打麻将，麻将号称“手谈”，口是闭起来的。

关于写作，关于莫言

    读书报：说说您年少的梦吧。

    王鼎钧：如果性格决定一切，我最恰当的职业是医生，我喜欢帮助有困难的人，或者做法官，我喜欢“照本子办事”。“如果重活一遍”，如果性格不变，如果环境许可，作家不会是我惟一的梦想。

    做医生，做法官，都得受高等教育，客观条件大于主观条件。我没有那个条件。做作家，主观条件大于客观条件。那时候，文坛领袖说，作家最重要的客观条件是“痛哭长夜”，受到“心的伤害”，我觉得这一切都天造地设。“如果重活一遍”，我大概还是作家。

    读书报：您慨叹“早岁哪知世事艰”。从最初决意写作，到最终选择写什么，是否也是一段长旅？

    王鼎钧：我很早就想做作家，至于做一个什么样的作家，最初并无概念。由于以写作为职业，我先做了“教忠教孝”的作家，后来社会改变了，又做贩卖快乐的作家。就这样，我成熟了，开始做“自己的”作家。

    如果你读过我的回忆录，你会发现我本来是个追求实用技术的人，顺理成章，我本是个技术性的作家，社会上称这种作家为“写手”。颇有人以写手终其生，我半途挣脱，此中况味不足为外人道，但我暗中自豪。

    多年前，我曾向两岸同文的佼佼者致意，希望他们由一党一派的作家转变为中国的作家，再由一国的作家变成人类的作家。“人类的作家”和“自己的作家”怎样接轨？作家自己要“修行”，要“众生一体”，要“世人都是上帝的儿女”。这也是我奔赴的目标，但此生只到半途。

    读书报：您书中提到，有些大作家以及他们的诠释者、鼓吹者，满口不离“压迫”、“剥削”、“受侮辱的和受损害的”，他们诅咒权力财富，制造困局，显示改进无望，引起“绝望的积极”和毁灭的快感。您觉得，对于苦难，怎么写才合适？对于悲情，如何拿捏“度”？

    王鼎钧：我只能说自己。在《关山夺路》的后记里，我有这样一段话：  战争年代的经验太痛苦，我不愿意写成控诉、吶喊而已，控诉、吶喊、绝望、痛恨、不能发现人生的精彩。愤怒出诗人，但是诗人未必一定要出愤怒，他要把愤怒、伤心、悔恨蒸馏了，升华了，人生的精彩才呈现出来，生活原材变成文学素材。我办不到我不写。读者不是我们诉苦伸冤的对象，读者不能为了我们做七侠五义，读者不是来替我们承受压力。拿读者当垃圾桶的时代过去了，拿读者当出气筒的时代过去了，拿读者当拉拉队的时代过去了，拿读者当弱势团体任意摆布的时代也过去了！读者不能只听见喊叫，他要听见唱歌。读者不能只看见血泪，他要看血泪化成的明珠，至少他得看见染成的杜鹃花。心胸大的人看见明珠，可以把程序反过来倒推回去，发现你的血泪，心胸小的人你就让他赏心悦目自得其乐。我以前做不到，所以一直不写，为了雕这块璞，我磨了十三年的刀。

    读书报：据称莫言作品在台湾能得以传播，在纽约的您有举荐之功？

    王鼎钧：比较周严的说法是这样：北美华人作家中有位韩秀女士，掌握的信息最多，他告诉我莫言在杂志上发表长篇小说《红高粱》，写山东民间的抗日游击队。我小时候打过游击，对这个题材很有兴趣，拜托他影印了一份，这时候，纽约和台北对莫言都不熟悉。我把《红高粱》的复印件寄给台北的哑弦，直言推许，引起这位“名编”的注意。我也为介绍《红高粱》写了一篇文章。台湾文坛注意《红高粱》，哑弦功不可没，他后来直接促成这部小说在台北出版。当然，张艺谋的电影一出，《红高粱》名满天下。《天堂蒜薹之歌》写苍山县的蒜农，而我正是苍山人，对莫言更有了致命的好感。不过我觉得《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并非他最好的作品，语言和结构上仍有不足，《生死疲劳》和《蛙》才是“魔幻写实”的大成。（本报特约记者  朱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