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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3年01月23日 星期三

    “自传”材料与我的中国当代史研究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1月23日   10 版)

        沈迈克(瑞典隆德大学语言与文学中心教授,清华大学伟伦特聘访问教授):

        多年来我一直在做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研究,其中主要侧重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包括社会史和政治史等。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外国人了解这方面的事情往往是依靠正式出版物,如中国人写的回忆录或者官方出的图书等,除此以外只能靠零零碎碎的“文革”中群众组织的民间出版物以及自己不太成系统的采访活动。我于1987年出版的《跃进式的社会主义:毛泽东与1958年的大跃进》(Saltationist Socialism: Mao Zedong an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一书,是那个年代的历史研究条件下的典型产物,严格讲它在史料方面的弱点是很显眼的。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逐渐接触到另外一种史料,对我来说是新的而且正好能够弥补了原来的一些空白,这是中国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主要是五六十年代)写的原始材料,诸如交代、揭发、批判、检讨、大字报等。后来,我和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合写《毛泽东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的时候用了不少这方面的史料。1992年中国开放民间旧货市场,社会上流传这一类手写或油印的材料越来越多,其中有一种比较特殊的东西,即个人应“组织”或官方某单位的要求写的自传(与交代等材料不同,一般也就叫“自传”两个字)。建国以来,中国人当要申请入团或入党,或是因工作关系进行人事调动,上级单位需要审查个人背景等原因,这个时候这经常得写篇简短的自传,简要介绍自己一生的主要经历。相比之下,瑞典虽然在找工作时和中国一样必须交一份履历,但交出一份正经的“自传”做为对履历的补充,这种制度我们那里没有。

        我读了几名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所写的这种自传以后,觉得很有社会历史学价值,甚至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也很有意思,这些无名的中国人的材料写得很活,因为是亲笔写的,更能显示个人和那个时代的特色,比如有一个人1968年写的自传,他在引用伟大领袖的话时,就把蓝色圆珠笔换成红色的,表示自己无限“忠”于毛泽东。刚开始时我不知道如何解读这些材料,但总觉得它们对我了解毛时代中国社会和政治(特别是基层政治)起的作用应该说是比较大的,而且所提供的“信息”是其他类型的史料提供不了的。我慢慢搜集到几十篇原始自传,另外还找到了有关共产党组织部门要求和指示如何写自传等原始文献。我搜集到的这些自传中有普通工人在申请入党时写的,有南京大学的一个“出身不好”的教授申请加入民主党派的时候写的(人家没要他,给顶回去了),有抗战期间当妓女、解放战争期间当国军某军官小老婆、解放后被收容治病后一位女子写的(她命运很惨,后来到纺织系统的一家小工厂去了,文革后期因精神分裂,提前退休)。还有一个特别长、特别详细并带有被迫自我批判的味道的自传,是南京市下关区委书记写的,1967年造反派搞“三结合”时勒令他“站出来”介绍自己是怎么参加革命(即“混进革命队伍”)的,等等。这些材料也许中国同行也在看,觉得没什么新鲜,但在国外研究中国现代历史的人还没怎么重视起来,我觉得这些东西很好,最重要的原因是它很好地反映了草根的历史经历的某些方面,应该引起重视。至于应该如何解读它,我这里就不讲了,这个问题相当复杂,用一本跟《毛选》一样厚的书的篇幅也讲不完。

        因为所有这些自传是手写的,我作为一个外国人,经常不太容易辨认;它本身的内容很吸引我,所以阅读的过程中,这成为一种很好的逼着自己去提高认字写字水平的一个途径。我在瑞典教中国历史,我的学生也是懂点中文的,前年我们在这些材料中选出九篇,先由学生翻译成瑞典文,后由我略作修改,并加注释和序言, 以《九生:九名中国百姓应官方要求写的自传》(Nio liv: Kinesiska livsberättelser för myndighetsbruk)为名在瑞典出版了。瑞典图书界几个博客还提到了这本书,学生们也觉得特别好玩儿。为了尊重传主的隐私,我们把每一篇自传作者的名字略微改了一下。

        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中国人都知道,写这一类自传时要根据官方的要求来决定哪些需要些,哪些不需要写 ,这从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写的自传就很容易看出来,掌握官方对内容以及叙述方式的要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往往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掌握好。《九生》有两篇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这两篇的作者是一位当年在南京市龙潭初级中学的老师:第一篇是解放初期写的,第二篇写于1956年冬天,后面这篇的内容完全符合组织的要求,但连我都看得出来解放初期的那篇恰恰相反,内容和提法有相当一部分肯定不会令有关方面特别满意的。那个老师姓王,江苏句容县人,据跟他的自传在一个档案袋里存放的材料(我的一个学生90年代在南京“旧货摊”上买到的)显示,他在“文革”前一直属于“内控”一类的,到“文革”高峰时再也受不了,于1968年10月17日跳井自尽。

        以上是长期研究和教学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很粗糙的想法,不过我倒愿意提醒别人,如果你有兴趣进一步了解普通中国人的过去的另一面的话,不妨看看旧“自传”这一类材料。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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