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料视野下的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一段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历史，教科书将其作为中国彻底坠入半殖民地深渊的开始。提起甲午，国人无不指责日本侵略者的贪婪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但如果要具体说起两国的差距到底在哪里，恐怕就语焉不详了。宗泽亚教授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爬梳整理，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展现了新兴日本与古老中国的巨大落差。

    宗教授试图从一个纯粹中立客观的视角去分析这场战争，因此既没有使用中方传统的叫法“甲午战争”，也没有采用日方的称谓“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而是跳脱各自的纪年符号，选用了“清日战争”这个不带任何偏向性却又意味深长的名称。也许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宗教授对于战争过程的描述完全采用平铺直叙的方式，甚至可以用流水账来加以概括，对于熟知这段历史的人来说难免显得枯燥无味，并无新意可言。好在对于战争过程的描述并不是本书的重点，而仅仅是一个平实的铺垫，在本书的大部分篇幅里，宗教授带领我们翻开早已埋入历史烟尘的诸多史料，在历史中发现一段段也许我们从未接触过的历史，让我们重新去审视这段既熟悉又突然变得陌生起来的历史。

    日本在清日战争中的胜利，可以说是近三十年明治维新成就的总展示，尤其在这个古老帝国的映衬下显得更加光鲜亮丽，从各个层面都表现出显著的优越性。

    尽管日本在战争前颁布了宪法，融入了某些民主的成分，但其专制政体与中国相较并无本质区别，两国实质性的差异在于民族国家的建设。在传统的东亚社会，国、族是两个疏离的概念，同族的朝代轮替代表的不过是一姓之尊荣，亡国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是淡漠的，统治者的改变并不会对被统治者的地位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变化。但是，如果亡国与异族统治联系在一起，民众的反抗激情将迅速被点燃，因此对于民众来说真正具有认同感的是族而不是国。即便是同族王朝面对异族威胁，国也没有能够实现与族的整合，民众对于异族的反抗多为自发的举动。顾炎武所提出的“亡国”与“亡天下”之别可谓道破天机。明治维新的重要目的就是仿效欧洲，将日本改造成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其成果在本次战争中初步得到显现。战争初期，陷入危机的日本民众对于战争没有任何兴趣，但是在政府爱国主义的鼓噪下迅速掀起对于战争的狂热，即便生活贫困也还是从口中省出十个八个梅干钱捐献给前线的士兵，并对战争后可以获得多少敌国的土地和赔偿金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国家成功地将民众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同时，义务征兵制的实施和国家对于军人家属、战争遗族的支援进一步强化了从“人民”到“国民”的转变进程。尽管民族国家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与对外战争密切相关，但日本民族国家的战争性远超欧洲，虽然民众想方设法逃避兵役的情况并不鲜见，但随着战胜国背景下军队地位的不断提高和对于武士道精神的现代利用，五十年军国的崛起已不可避免，也铸成了历史的巨大悲剧。反观中国，作为典型的异族统治，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在满汉对立的背景下不仅是疏离的，甚至是敌对的，满洲统治者为防止汉人崛起而采取愚民政策，民众只知逆来顺受，对于国家的命运毫不关心，对于同样是异族的日本人没有明显的仇恨心理，不愿意替一个异族去打另一个异族，清军对中国民众的残害更是让民众难以对满人统治的国家产生认同感。因此，在战争期间，不仅没有出现任何民间的抗日组织，反而在日军占领区民众完全以顺民的姿态出现，甚至争相报名应征日军运输夫谋取生计。日本也利用清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这种疏离关系对中国民众展开战争宣传。从这层意义上，宗教授将书名定为“清日战争”是相当精准的，因为这只是一场清政府与日本之间的战争而已，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尚未出现，用中日战争来称呼反而不太适合。综观之，一边是军国国民的迅速养成，一边是民众对于国家的淡漠心态，国家能否通过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对民众进行整合已经为战争的胜负埋下伏笔。

    中日两国的制度差异一向被认为是中国在战争中失利的根本原因，宗教授撇开“清政府腐败无能”的宏观表述，将视线投射到两国军备体制、兵站体系、情报网络、野战通信、战场医疗、俘虏收容、战争军纪、战争媒体等微观层面，采用大量的史料客观地展示了两国的巨大落差，其中外国观察家的评论不仅鲜见于此前的相关著作，而且第三方的视角较之交战双方的史料更具参考价值。虽然清军已经使用洋枪洋炮，但军队的各项制度和军官作战思想还基本停留在中世纪，加之后勤保障不利、被动挨打的情报战、兵匪一家的涣散军纪，与采用欧式近代军事体制和后勤保障体系的日军在战力上显然不可同日而语，甚至连战场救护都依赖西方传教士的红十字会。虽说北洋舰队在炮筒上晾晒衣服可能只是传言，但清军的整体状态从中也略见一斑。如果说军队本身的战力以及后勤保障是战争中的硬实力，那么国家的外交运作和媒体宣传则构成决定战争胜负的软实力。日本在战争初期便对媒体采取开放态度，紧紧抓住“文明”这个主轴，将一场赤裸裸的侵略战争成功地装扮成“文明日本从野蛮中国手中解放朝鲜”的正义战争，博得国际舆论的同情。其中最为典型的事例莫过于旅顺屠杀被美国记者曝光后，日本政府迅速启动危机外交，通过外交手段和媒体攻防，迅速地使西方媒体的谴责趋于消弭，成功地从危机中脱身。此外，在高升号事件中陷入不利局面的日本，利用精通国际法的高级说客，居然使强大的英国在国际法面前却步，不由令人咋舌。反观中国，媒体对于战争始终保持沉默，清政府在外交方面也毫无作为，战争的受害者反而没有能够得到国际舆论的同情与支持，令人扼腕。

    传统观点通常认为中国在战争中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制度的腐朽落后，而在装备上并不处于劣势。事实上，宗教授的研究发现，由于缺乏战略和战术意义上的远见，中国在和日本的军备竞赛中已经逐渐落后，不仅在引进西式武器的过程中混乱不堪，而且洋务运动中建立的各军工企业也不乏粗制滥造的产品。然而，同时期的日本却在枪炮研究、火药研究，甚至是中国完全处于空白的军用食品研究、脚气病研究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此外日本在军马改良和军人体格方面也占据优势。

    宗教授运用日本的大量史料为我们从微观的层面描绘了一个全方位的甲午，一个看似熟悉却又陌生的甲午，这是本书最大的亮点所在。作为战胜国，不论是否故意，以文明国家自居的日本在史料中总是倾向于展现日本先进而中国落后、日本文明而中国野蛮的景象，材料自然也以对日本的正面报道为主，从而使力图从客观的角度剖析甲午的宗教授从根源上便无法做到客观，甚至还有可能背负上“汉奸”的骂名。然而，历史本来就是一个多向度的综合体，只有在对各方面史料不断进行爬梳整理的基础上才能更加清晰地看清历史，而不应苛求一本书能够穷尽所有的方面，宗教授在利用日本史料的工作上已经取得显著的成绩，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视野，我们期待通过来自更多其它渠道史料的研究工作展示出更加清晰、更加鲜活的甲午，毕竟对于中日两国来说这都是近代史上的重要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