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境而读

    幼时的记忆中，最深刻的，是饥与寒。正经的粮食，只有玉米和小米。小米充作细粮放在年节，平时就吃玉米。玉米吃净了，瓜菜代之，瓜菜净了，就是野菜和树叶。吃得肚皮薄得跟纸一样，能看到青绿的肠子在蠕动。那时的天气显得格外的冷，北风一吹，人就只能窝在炕洞旁边，靠炉火暖身。其实也不是因为衣薄，身上也穿着厚厚的棉衣，因为棉衣里没有贴身的衣服，风会钻隙而入，撕扯皮肉。人穷无余银，贴身衣服属奢侈之物，孩子大人不忍造次。整个冬天除了一身老棉衣外，绝无替换衣裳，虱子就生得繁盛。叮咬难耐，扪虱不迭，就索性脱下来，在炉火之上抖落，火烧群虱，一片锐响。到了十四岁那年，才吃上了一顿白米饭。是学校的老师所剩，报纸包了，让我回家喂鸡豕。走到中途，经不住馊米饭的奇香，一边走一边大团大团地吞咽，事后肚痢，拉得人都虚脱了，昏睡了两天两夜。所以刘恒说，狗日的粮食！所以莫言说，透明的红萝卜。饥寒交迫，人思改变，想脱离苦境，所以海子说，在远处我最虔诚。他之所说的虔诚，并不是远大的向往，是要到饱暖之乡去。穷人子女，要实现这卑微的意图，只有苦读，靠科考的递进。那时我拼命用功，常听鸡唱三遍，终于就考上了一所农业院校的蔬菜专业，吃上了大米白面。记得第一次吃细粮，我用筷子穿了五个馒头，就着五头大蒜，一气享尽，导致两天两夜便秘，嗝息不止。所以，最初的阅读，是为了改变身份。看看中国文坛，很多有出息的作家，都是饥寒催生的。

    院校毕业之后，当了蔬菜技术员。那时很珍惜命运之赐，背着小黑板到田间地头，指导菜农把菜种好。其间，理论与实践相得益彰，论文不断发表，险些当上一个被菜农爱戴的蔬菜专家。然而农村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楼房林立，萝卜白菜不再有立身之地，我也不再有用武之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遂生烦闷。烦之余，就大批量地阅读文学书籍。一如河床饱满自然要溢，过量的阅读，自然也会有“溢”的感觉，那就是不自觉地写。随意涂抹的文字，居然也被报刊不弃，屡屡发表。好像绝处逢生，心中喜悦，就持续地读下去。这时的阅读，已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

    文章发表多了，自然有了作家的名号，内心有了充盈的感觉，意气风发，唇红齿白。但到了后来，就虚空了。因为写的都是农村物事，常被文坛之上的现代、先锋人士所讥讽、小觑，认为没有文化含量，土。激愤之下，启动了一个“名著重读”的阅读工程，以期“在乡土上嫁接文化”，成为饱学之士，也让笔底文字典雅蕴籍，有超拔之象。一如云聚沉了就下雨，潜心的阅读，自然就迭生感触，怕时过境迁，失于忘却，就随手记录下来。这不刻意的举动，居然就诞生了一篇篇的书话，一经发表，喜读者众，就有了写下去的动力。假以时日，居然出版了近十部书话集，竟有评论家认为是开创了一种新书话文体，被文坛倚重了。腹有诗书之后，我的散文和小说，就有了文化的底蕴，屡屡获奖，屡屡被选载，文坛上的白眼就少见了，而且名字之前也被附以“著名”二字。所以，这时的阅读，已不是一个简单的价值实现问题，而是文学品质的自我提升。

    到了近些年，反省自己的创作，不禁发现，虽然长篇小说已出版八部之多，散文集和评论集也有了二十来部，也浪得了著名散文家、小说家、评论家的称号，但在文本上，还没有确立自己的“符号”价值。究其缘由，是率性而写，而没有自己专门的命题。其实我最具优势的，还是我的乡土经验，而我太在意别人的评价，而没有在最熟悉的资源上深入、系统地挖掘。症结找到之后，我确立了自己的写作主题，即乡村哲学、大地道德。为了更好地呈现和阐释这一主题，我开始了有选择的阅读。包括鲁迅的乡土文字，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梭罗的《瓦尔登湖》，李奥帕德的《沙郡年纪》，列纳尔的《胡萝卜须》，德富芦花的《自然与人生》，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纪德的《地粮》，怀特的《人树》，诺里斯的“小麦三部曲”，胡安·鲁尔福德《平原烈火》，埃林·彼林的《土地》、《未收的麦田》等等。这些出于寻找坐标和借鉴的阅读，使我进入了豁然的境界，去年，我的散文集《故乡永在》甫一出版，就好评如潮，作家宁肯甚至说，“凸凹是中国乡村哲学和大地道德的代言人。”可以说，这时的阅读，已不仅仅是精神提升了，而是让我进入了天地境界。

    由我的经历可以看出，一个人的阅读，是从生存改善、价值实现、精神提升到感悟天地依次递进的，这与冯友兰的人生四境界说相类同。所以说，读书的获益，是个不间断的过程。在时间深处，书香不灭，且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