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积期化石》：新文学首部长篇小说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许多作家和作品的创作已无法得知具体年代。但是，新文学却非如此。“第一”往往是个确定概念：第一部白话诗集是胡适的《尝试集》，第一篇白话小说是陈衡哲的《一日》，而第一部白话长篇小说则是张资平1922年2月出版的《冲积期化石》。

    1918年，在日本留学的张资平有感于自己的留学生活，遂通过文学形式将其表现出来。最初他将其定名为《他的生涯》，郭沫若认为太俗，作者便改为现名，1921年11月脱稿后寄郭沫若，郭转交郁达夫，郁将其列为“创造社丛书第四种”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初版。

    “冲积期化石”是个地质学名词，原指保存于第四纪时期形成的陆相沉积物地层中的古生物遗体、遗物和它们的生活痕迹。借用张资平的自释是：“人类死后，他们的遗骸便是冲积期的化石。”作者在扉页题“此书为纪念而作”并以此为书名，意在借喻地质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关系，既表达自己对逝去的父亲的思念之情，又刻下现实生活中具有历史文物性质的人与事的印迹。

    这是一部带有很强自传色彩的长篇创作。小说以“我”和韦鹤鸣这两个孩提时一起在私塾蒙学，少时同受新式教育，青年时同去日本留学的年轻朋友的成长经历为线索，描写了留学生鹤鸣在故国和异乡所遭受的冷遇、歧视（爱日本女子如嫣不可得），以及中日青年在学习生活中所建立的虽短暂却真诚的友谊，批判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里特别是弥漫在教育界、政治界和家庭婚姻制度中的种种腐败行为，讽刺了外国宗教势力，又表现了日本社会种种不平。作品刊行后，冀野很快就在1922年3月27日《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读〈冲积期化石〉之后》一文，这是新文学公开发表的第一篇长篇小说评论。朱自清、茅盾、成仿吾等均从技术的层面指出小说的不足，如朱自清在同年3月26日致俞平伯的信中说：“《冲积期化石》结构散漫，叙次亦无深强的印象，似不足称佳作。”茅盾5月11日以“损”的笔名在上海《时事新报·文学旬刊》37期发表《〈创造〉给我的印象》一文，认为：“今年春看《冲积期化石》，觉得反差些，那中间原有几段极能动人，但是那回忆太长，结构上似乎嫌散漫些，颇有人看得嫌腻烦。”成仿吾1927年8月25日在《创造季刊》第1卷第3期致郭沫若的《通信》中也认为：“这篇小说，Composition上有大毛病，首尾的顾应，因为中间的补叙太长，力量不足。并且尾部的悲哀情调，勉强得很。作者的议论也过多，内容也散漫得很。”的确，从小说形式上讲，《冲积期化石》结构零乱，人物性格亦不鲜明，议论颇多且游离主旨，难怪沈从文多年后仍认为《冲积期化石》头绪极乱，若不是一些感伤情绪的描写，因体验深刻而写得真实可信，似乎无所可取。

    其实不然。

    首先，小说选材与描写视域极富新意。作者以留学生为主人公，在较为广阔的背景下展示与比较中日两国及两国青年或同或异的社会现状、生活境遇、人物命运的文本，拓宽了新文学长篇小说的表现域。其次，小说的叙述支点具有划时代意义。表面看，张资平通过回忆主人公鹤鸣求学时期的种种往事，讽刺了社会的不平，抒发了对亲人的深厚感情，但其根本在于以“人的生活为是”，以“人道人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人的文学”这一新文学的革命主张，首次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得到了真切的落实。虽然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尚浅，但以普通的文体，记普遍的思想与事实，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的“平民文学”观，即直面人生的勇气和服务现实的“为人生”的五四精神，却实实在在地流贯其中。再次，小说的叙述手法具有现代特征。《冲积期化石》用倒叙、预叙、插叙、补叙等多种艺术手法表现主题，尽管不很熟练甚至有枝蔓之嫌，但它毕竟使小说在叙述结构上与传统小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因此，《冲积期化石》虽然在思想艺术上尚显稚嫩，但作为新文学第一部长篇小说，其开拓之绩功不可没。而后人谈及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时，张资平和他的《冲积期化石》都将是一个定被提及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