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高长虹书信往来及其他

    关于鲁迅佚信

    鲁迅文献的出版，他的书信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也是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文献。以鲁迅生前所接触的人之多、书信内容所涉及之深广，抑或可以这样说：鲁迅的文章和他的书信是应该同等重要的。遗憾的是鲁迅生前因为“文网”和“文字狱”的原因，在其全部往来书信之中，他收到的别人的书信大多数已被焚烧了，保存下来的大概只有300余封，至于别人保存下来的他的书信，迄今估计可达千余封，如果不是奇迹，那么，与现在鲁迅回忆的“终结”一样（鲁迅生前所接触过的人已寥寥无几，甚至悉数作古矣），这就是一个尽数了。

    从最早出版的《鲁迅书简》（许广平于1937年、1946年分别出版了影印本和铅印本，前者收入69封，后者收入800余封），到后来分别于1958年、1976年、1982年出版的《鲁迅全集》中所收入的书信，以及后来出版的《鲁迅佚文集》中的书信和《鲁迅全集》新版中的书信部分，我们所能看到的鲁迅书信以及他人的书信，当然只是全部“来鸿去雁”的一小部分，许广平曾说：这些保存下来的鲁迅书信，大概只有“三分之一”而已，更不用说那些文学青年或者朋友们给他写的书信了。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事。

    举个例子。曾在鲁迅麾下的孙伏园先生回忆说，如果鲁迅给他的书信得以全部保存下来，数量大概有百余封，因为“《京报》事变”（1926年4月北洋军阀查封《京报》，枪杀社长邵飘萍，编辑副刊的孙伏园出走）、“上海战争”（即“一二八”战事）等等，最后有幸保存下来的只有3封。

    另一个例子，鲁迅生前给曹聚仁的书信有44封，后来许广平征集和编辑《鲁迅书简》，曹交出24封，另外20封实在舍不得，即“内容比较重要，想抄了原信再送去”，不料“八一三”事变，这些信连同周作人的56封信，都被烧掉了。

    有人曾说：孙、曹之外，当年曾与鲁迅交往密切的山西文学青年，如高长虹和高歌兄弟、荆有麟、常燕生，以及那些“狂飙社”的众多成员们，他们手中还有鲁迅的书信么？

    鲁迅书信的佚散

    当年为了收集和出版鲁迅书简，许广平曾公开刊登启事，嘱咐一切与鲁迅有过书信交往的人士请将原件挂号寄下，拍照后奉还，当然，如有愿赠送者则更感激，盖“此为完成先生的文学遗产的工作之一，受惠者不特一人”也。

    彼时，有些人已和鲁迅有思想或行为隔阂，出版者思之认为有困难，比如收集和出版鲁迅遗作的杨霁云先生在《鲁迅书简》出版时《跋》中的话：“征求先生遗札的时候，有人虽藏有先生给他的书简不少，然而今昔立场各殊，信中或有述及其隐微一遂如樊山之藏《越缦日记》，秘不肯出；亦有人以先生蔑视晚明小品，思想渐异，除由同路而至对立，隐恨先生之文字，亦思如董浦之毁《谢山文集》，先生之文字既无从毁灭昔日私人之信简，乃弃置由己。”这是他以清代的故事（鲁迅同乡、曾任山西道监察御史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涉及的当朝政治、人事等等；也是浙江人和杰出历史学家的全祖望《谢山文集》也述及民族大义，因而都被他人故意在文集出版时制造了障碍，这其实也是一种变形的文字狱），来影射鲁迅书信出版过程中的那些故意的不合作者。其中，杨霁云是出自臆测，根据他给许广平信的内容，可知他“影射”对象的具名者，是高长虹、韩侍桁、徐懋庸等，即他说：“长虹、侍桁、徐懋庸等处藏鲁迅先生的信件谅亦不少，我望他们光明地贡献出来。不过鲁迅先生的信件全部发表出来，我想将刺痛一部分鬼魔的心，阻碍一定不少。”在后来出版的鲁迅书信中，曾经的受信人，当年的山西文学青年，只有他给高长虹的弟弟高歌以及荆有麟、段干青、唐诃的各一封信，以及致太原“榴花社”的一封信。而未能收入的，受信人如高长虹、常燕生、阎宗临等，其未收的原因最大可能是有的已经遗失、有的不及闻收集书信的启事，而杨霁云所怀疑的受信人故意隐匿或弃置的情由，只是腹诽而已。

    孙伏园曾说他曾得到过鲁迅的百余封书信，那么，以鲁迅与高长虹当年的密切交往程度（高长虹曾回忆说：“我同鲁迅的认识，是在1924年的冬天，在北平分手时是1926年夏天，最后的一次见面是在上海，时间是在1926年的秋天。友谊经历两年之久。最契合的时候当然要算是1925年同办《莽原》的时候了。”两年，其中他回忆与鲁迅“会面不只百次”），期间往来书信肯定不在少数，可惜后来两人交恶，加之高长虹出国乃至“失踪”，下落自是不明，细思高长虹后来生活漂泊，恐怕他手边也不可能再保留那许多文字了，那么，那些东西去了什么地方呢？也许永远不可能知悉了。

    无人再提高长虹

    仅以杂文写作而言，有人曾以为当年的高长虹最有可能继承鲁迅衣钵，可惜他们都是太有性格的人，结果不能相容。此后，由于一首高长虹的小诗《给——》，则先是流言，接着是鲁迅本人以及更多有“阅读期待”的人们，认为高长虹觊觎许广平，于是高长虹落入被道德泥淖，至此，曾经的“同党”也就一笔勾销。比如中国现代小说名作之一的许钦文《故乡》，就曾是高长虹和鲁迅共同编辑的，而许钦文本人在其长篇回忆录《〈鲁迅日记〉中的我》中也不提高长虹一个字，只是提到1926年其由台州经上海赴北京，“知道鲁迅先生编的我的处女作《故乡》已经出版，而且很快就卖完了”，而到北京见了鲁迅之后，鲁迅有一句话：“你这一本小说集，是有点厚的了，──引言，我特地叫别人写，我不写，避开同乡的关系。”按理说，回忆时应该介绍一下这个“别人”，但许钦文没说，如果读者好奇心重，只能花费检索版本书的工夫了。

    “别人”就是高长虹，当时他和鲁迅合作编辑、出版提携文学新人的《乌合丛书》（鲁迅的《呐喊》也收入其中，此外还有向培良、冯沅君等的作品），鲁迅还曾为高长虹的《心的探险》和许钦文的《故乡》选编、校对、设计封面（《心的探险》取六朝人墓门画像），前者出版时，广告介绍说：“长虹的作品，文字是短峭的，含义是精刻的，精神是对于现社会的反抗。此集为鲁迅所选定。都是作者的代表作品，其特色尤为显著。”后者出版时，鲁迅更亲拟广告，说：“《故乡》，许钦文的短篇小说集。由长虹与鲁迅将从最初至一九二五年止的作品，严加选择，留存二十二篇。作者以热心冷面，来表现乡村、家庭，现代青年内生活的特长，在这里显得格外挺秀。”如此明白的事实，后来的介绍者却几乎没有一个再提及已从人间蒸发了的高长虹，比如《世纪之交的文化选择——鲁迅藏书研究》中说到鲁迅私淑弟子的许钦文：“许钦文小说集《故乡》是鲁迅选编成的，书名是鲁迅拟定的，封面画——陶元庆创作、鲁迅称赞的有名的《大红袍》——是鲁迅选定的。”其它就再也没说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