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本是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君子文化,可是几经演变、伪型,儒雅的成分逐渐呈阴性,粗鄙的毒瘤倒茁壮成长了。
儒家文化作为执政者的体制设置从1919年之后就退让了,但作为人的修养、作为民众之间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从来就没缺席过,执政者的个体行为无不渗透着儒家文化中的儒雅与斯文。
就是在北洋军阀执政的十六年里,其文化都没被武化与粗鄙过。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虽说也流血牺牲,但那不是流氓土匪的造反,是革命。革命者的纲领与旗帜上写的是正义与真理,是为了宪政,是为了结束天子的专制与独裁。革命的手段是残酷的,但革命的目标是斯文的。就是要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与自由的宪政政府,以实现人的尊严与人格的平等,这也是儒家文化中的仁政之核,每一个革命者与没革命的民间百姓基本道德准则的底线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都没被突破。
“五·四”运动虽说也喊出了“打到孔家店”口号,但那不是对儒雅文化的本质践踏。“五·四”运动其实是新文化运动的象征性爆发,整个新文化运动是对人本精神与人文情怀的招魂,是要割除旧的政治体制中对人性随意践踏的毒瘤,是要淘洗被染脏了的民族文化,是去除满清王朝中对知识分子人格的粗鄙化的残酷,吸纳普世价值观,融合我们的民族文化。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的领袖中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将都是大儒与大雅的风范,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儒雅的君子之风都赢得了对手的尊重;朱德、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等十大元帅中更多的都是儒将,就没有张飞、李逵似的粗鄙莽夫。
那么,近些年我们文化中的粗鄙从何而来呢?官员处领导职位时作风蛮霸,处属下时卑躬屈膝,众人面前,衣冠楚楚,摇身一变,卑鄙下流。民众中的坑蒙拐骗、唯利是图,啥不要脸的事情一旦说是“为了生存”都可原谅,粗鄙粗到了不顾及脸皮,粗鄙鄙到了不要尊严。
要追溯文化中的粗鄙化根源,我觉得就要从“反右派”开始。“反右派”运动的表现形式是打着政治运动的旗号,其实,更深层次的含义是一场对知识分子“仇恶”的文化运动,是我们政体粗鄙化的开始,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你不是觉得你儒雅斯文吗,你就去扫大街,你不是觉得你有品位吗,你就去掏厕所,你不是觉得你是知识分子吗,你就去与“劳动相结合”,让你的“教养”与劳动结合看看还有无儒雅。
大、中、小学,文化单位都调入了没文化的“工农兵”进入领导班子,也称“掺沙子”,就是要粗鄙我们的文化。这种体制化扫荡儒雅的做法虽说在后来全部“拨乱反正”了,但是粗鄙不是卑鄙的价值观也就被大众认可了。
我们对儒雅的本身没了尊重与崇拜,儒雅成了一件燕尾服,高官穿在身上是礼节的需要,富人穿上是玩玩附庸风雅,平民百姓穿上就是得瑟。
但在欧美,人们对贵族、绅士的儒雅、斯文风范的敬意从来就滋生着,看看英国人对王室的尊崇,法国人对诗人敬重、德国人对哲学家的崇拜,永远胜于金钱。而在我们当下,权力、金钱把社会的审美价值观完全颠覆了,一个大官骂了小官成了魄力,一个县长踢翻镇长的酒桌也算弘扬正气。当粗鄙被权力所崇拜,整个社会就向着粗鄙狂奔。比如,官员视察时前呼后拥,大款洗脚时也马仔左右,博士毕业的官员以说粗口为荣,作家以流氓自居,艺人要虚荣的面子,不要尊严的面子。“屁民”,“草民”、“屌丝”、“哇塞”、“雄起”、“胸器”这些粗鄙的语言都成了时尚。
甚至出现了最有趣的反差,底层的乡野民众因较少受所谓现代文明和政治教条的影响,而最为文明;精英群体却普遍的粗鄙、鄙陋、卑鄙。诸多官员、商人,甚至部分学者的糜烂生活,就是时下的真实写照。
走出粗鄙,首先不要让斯文扫地,这是走向人的尊严的第一步。人类进步的足迹就是告别野蛮与粗鄙的起始,唯如此才能得到、并享受优美、安宁的生活,也就知道、得到、享受优良治理秩序之美。
广西北海市 阮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