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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人类学历史上第一部由西方女人类学家与其中国合作者完成的逐户采访式的社区调查《兴隆场》，与费孝通《江村经济》等中国人类学先驱之作，并列于社会学大师卡尔?曼海姆主编的“社会学与社会重建国际文丛”。这份70年前珍贵的人类学手记，细腻、详实地记录了抗战大后方的大量日常生活细节，堪称社会人类学以及民国史、乡建运动史的必读之作。该书作者是加拿大人伊莎白，和中国学者俞锡玑。
伊莎白，著名国际友人，人类学家，北京外国语大学荣誉教授，多伦多大学荣誉博士。1940年，参加四川兴隆场的乡建实验，并进行人类学调查。二战结束前夕，入伦敦经济学院攻读人类学博士。后与丈夫大卫·柯鲁克同赴华北解放区采访调查，二人合著《十里店》二卷、《阳邑公社的头几年》，这两本书成为当时蜚声海内外的社会人类学名著。
俞锡玑，著名儿童教育学家，中国幼儿教育学会创始人之一。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毕业。1939年以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干部的身份，赴兴隆场参加乡建实验。后于多伦多大学获硕士学位，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49年回国，任教华西大学、西南师范学院。
2006年5月5日下午，商慧民（Sandra Sachs）教授、杜非女士和我陪同伊莎白（Isabel Crook）老师前往月坛北街看望俞锡玑先生。当时伊莎白91岁，俞锡玑92岁，但她俩精神都很好，思路清晰，反应也快，毫无耄耋之年的老态。锡玑说话中气很足，笑声也特别爽朗，讲到当年被同事们说成“一卷起袖子就做事的人”，双手真的迅速地轮换卷袖，一幅马上要动手的爽利劲儿。大家都随她笑了起来。锡玑是著名的儿童教育学家，新中国幼儿教育学会发起人之一。她的名言是“看着孩子的眼睛，看着他/她笑”。锡玑的感染力，便是那种发自“赤子之心”的力量，让人感觉如沐春风，温暖而自然。
我们给锡玑带来一个好消息。伊莎白和她在抗战大后方合作完成的一项调查，要“正式”与学界见面了：中华书局决定出版她们当年在重庆璧山县兴隆场的人类学“田野手记”。得知这个喜讯，锡玑很高兴，答应与伊莎白一起讲讲这次不寻常的调查。
一、俞锡玑：从沦陷区逃往大后方
锡玑祖籍浙江德清，1914年2月1日生于北京，著名化学家、教育家俞同奎先生的次女。俞同奎是晚清经学大师俞樾的侄孙（樾兄俞林之孙），京师大学堂首批官费留英学生，在利物浦大学获有机化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法等国深造。1910年回国后，出任京师大学堂格致科教授兼化学门主任；民国初年，任北大教务长、化学系首任系主任。据锡玑回忆，同奎先生的英文、德文听、说、读、写俱佳，法文可以阅读文献。
中学毕业前，锡玑一直在北京（1928年更名北平）生活。1933年，古北口事变，日寇侵略长城以南，锡玑曾随家人暂避南京。后俞同奎在教育部及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供职，全家搬往南京。但这一时期，锡玑的大部分暑假，还是回北平度过。在沪江大学社会学系读书期间，锡玑在上海杨家浜从事过社会调查；而毕业论文的社会调查，仍在北平周围完成。1937年暑假，刚大学毕业的俞锡玑同往年一样，陪同家人坐火车回北平。到了天津杨柳青，“七·七事变”爆发，铁路交通受阻，火车被迫停下。她们只好去天津一个亲戚家，在地板上睡了一夜。后忽然获悉交通恢复，就在恐慌中进了北平。整个暑假，没有离开西山的住所。
日军统治下的北平，没有通行证已不能乘坐火车。锡玑在协和医学院找到一份实习工作。第一年不带薪水，好处是可以跟协和的医疗社会服务部创始人蒲爱德（Ida Pruitt）女士学习。这个部门处理医疗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还负责患者回访和康复方面的研究。锡玑清楚记得，当时骨科的患者，因康复期较长，不论在经济上和护理知识上，都最需要帮助。服务部常见西直门一带被拉煤骆驼踢伤的脚夫。而到1938年底，转入社会服务部的，也夹杂着带枪伤的伤员。当时在门头沟一带，已有八路军的地下抗日武装，有时伤员被悄悄转入协和治疗。锡玑和同事们都心领神会，暗中帮助这些伤员。但日本手下做事的特务已渗透到医院，秘密调查伤员的来源与去向。一次偶然的机会，锡玑发现，医院工作的一个男子，在病人的病例上的白纸、蓝纸、黄纸标签上做特殊的标注。一个伤员的病例上竟然用英语赫然写着：“此患者为八路军！”锡玑把标签掣出，拿给同在协和实习的好友，金陵大学社会学系的吴贞看。显然，伤员和医院里的同情者均已暴露，锡玑的处境非常危险。吴贞建议她赶紧逃走。
当晚，锡玑就没敢回家，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同学家躲了一夜。后托称父亲在上海急病，找了一个同学，即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的女儿，请她帮忙弄一张“通行证”。凭借王克敏女儿搞到的这张证件，锡玑才从北平乘车到达天津，然后转乘轮船到大连，计划到大连再坐日本船去上海。天津到大连的船上，有日军手下的特务，伪装成东北军的男、女乘客，到处攀谈，假意鼓动抗日革命。锡玑回忆起来都感到后怕，同这些特务攀谈的一些青年学生，在大连上岸时，纷纷被指出被捕。他们也找过锡玑，幸亏她严重晕船，船一开动，就眩晕呕吐，未曾向这些特务表白心迹。到达大连的旅馆时，锡玑随身携带的两个箱子，都被拆开，老板说箱底摔坏了，实际上是被搜查过了。一到上海，锡玑立即把“通行证”寄回北平，表示持证人已返回，以便让她的同学可以据此脱了干系。
当时上海已经沦陷，来自“敌伪区”的锡玑想要前往大后方，需要两样东西：一本国民政府护照和一个合适的身份。恰巧，在法租界锡玑的表姨父的楼上，住着一个国民党的司长，他手里有护照，都是打好印的。其实是国民党设在上海的一个地下办事处。锡玑的舅舅带她去找这位司长，她还记得这个人姓伍。护照有了，就剩以什么名义入川了。战乱中女孩子只身一人前往后方，最好就说是教会的人。当时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正准备派工作人员到四川。而中国卫理公会的会督，也是“协进会”的总干事陈文渊，正是锡玑的表姐夫。锡玑又是教会大学的毕业生，遂决定以“协进会”工作人员的身份，前往四川。通往大后方的交通已被日军阻断。锡玑只好从上海搭船到了香港，由香港转赴海口，再经河内，陆路前往云南蒙自。蒙自是当时唯一通往西南大后方的孔道，为了避免日军空袭，火车晚上才开。乘客都挤在旅馆里，打着地铺候车，凌晨三点被叫醒，挤上前往昆明的火车。一路上，晓星明月映出红河谷黝黛的丛林与山峦，让终于逃出沦陷区的锡玑，体会到了云南令人惊叹的美。当时，锡玑的父亲也在昆明，担任国民政府液体燃料管委会昆明办事处主任。1939年，锡玑终于辗转来到了四川，1940年到重庆。
这时，卫理公会正在重庆璧山县筹建乡建实验区。听说“协进会”派俞锡玑来，马上欢迎她到实验区。几个月之后，实验区迎来了另一位工作人员，锡玑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之一：伊莎白。
二、伊莎白：情系中国乡建运动和人类学调查
伊莎白1915年12月15日生于成都的一个加拿大传教士家庭。父亲饶和美（Homer Brown）、母亲饶珍芳（Muriel Hockey），都是多伦多大学的毕业生。1912年，民国肇建，由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曾有基督教的背景，西方传教士纷纷预测，中国社会将出现“基督化”。饶和美夫妇就在这种氛围下来到中国，最初负责成都的教会学校。饶和美曾获西方古典学学士和神学硕士。1904年起，加拿大卫理公会在成都筹建一所大学，后联合英、美在川差会，成立“华西协合大学”。1928年，华西协合大学在国民政府重新登记，饶和美多参与其事，后出任教务长。
伊莎白童年和少年的很多时光，都是在中国度过的。她曾就读成都的加拿大学校，后入多伦多大学学习，1938年获儿童心理学硕士学位，辅修人类学。毕业后，她不顾战事，返回成都，希望在西南中国完成一项人类学调查，再赴英国，追随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攻读博士。面对梦想成为人类学家的女儿，母亲心疼地说她是“鸡妈妈生出的一只小鸭子，妈妈可以做到的，至多是把她带到河边”。
实际上，学术史上，汉学人类学与传教士汉学的关系很深。很多早期汉学人类学家，都或多或少与传教士汉学有些渊源。饶和美一家的好友，美国浸礼会传教士葛维汉（David Graham），就是研究西南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1939年，伊莎白向加拿大卫理公会妇女差会申请资助，并在父亲的支持下，赴阿坝对藏族部落进行调查。这可能是西方第一位女人类学家对西南民族的田野调查。她的早期学术活动，在加拿大联合教会与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的档案中，均可以用婚前的名字Isabel Brown查阅得到（当时其中文名字为“饶素梅”）。这一时期，四川聚集了晏阳初、李安宅、葛维汉、蒋旨昂等日后被学界称为“华西派”的社会学人类学家，可谓群英荟萃。在成都，伊莎白见到了乡建运动的发起人晏阳初，更加激发了她参加乡建实验的兴趣。1940年，加拿大妇女差会批准伊莎白在“协进会”工作，任务之一就是研究适合乡村教会发展的道路。
“协进会”在兴隆场的乡建实验区，是抗战时期四川乡建运动的一部分。四川的乡建运动萌芽于1924年，当时成立了成都平民教育促进会分会。此后，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平民教育促进会陆续成立，并相继开辟白沙、复元、嘉陵、新丰、歌乐山等乡建实验区。1936年，在晏阳初的规划下，四川成立新都实验县。抗战以来，四川乡建人才培训与乡建实验也有了新的发展。1940年，国民政府正式改革县以下地方组织，推行“自治”。乡建运动倡导者纷纷呼吁加强实验、培训专门人才。晏阳初领导的乡建学会于歇马场设立“中国乡村建设研究院”。“协进会”的合作实验区，即设在璧山兴隆场，由齐鲁大学的孙恩三教授负责。
伊莎白刚来兴隆场时，除了负责人孙恩三之外，实验区只有3名工作人员。教会在当地开设了一家诊所、一所学校和一个幼儿园。工作人员都“对口工作”，伊莎白负责幼儿园。晏阳初也派歇马场乡建研究院的蒋旨昂与兴隆场合作。
然而，除了诊所站得住脚，兴隆场的乡建实验并不成功。教会先成立了一个食盐供销合作社，通过入股和批发的方式，降低社员买盐的成本。但此举触怒了原来的食盐垄断商，即后来成为大地主，也是当地哥老会的“三爷”。地主、奸商很快联合起来，也假意成立了一个合作社，要求佃户入社，佯称不交钱就可以占股，并宣传内迁的“下江人”如何不可信。当地农民本来就与较多知识精英的“下江人”比较隔膜，这样一来，更不敢加入合作社。另一个失败的实验，是挑花厂。兴隆场教会学生大都是当地十四五岁的女孩子，挑花特别出名，绣工和花样都好，而附近的荣昌就出产有名的白夏布。因此，孙恩三曾设想，通过资源委员会国际贸委会，从香港出口手绣的茶桌和茶具用的刺绣品。但第一套绣品刚刚织好，珍珠港事变，香港沦陷。出口是不可能了，挑花厂的合作计划，也只好中断。
除了乡建实验，孙恩三安排伊莎白与锡玑一起，对全乡近1500户经济社会情况进行逐户调查。战争的创伤与合作社的受挫，为伊莎白打开了一扇了解农村社区经受巨大痛苦的窗户。乡建实验的局限和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让她学会更加深刻地观察到这个社区在战争中的生活变迁。最终由伊莎白完成的人类学手记中，系统细腻地记录下大量日常生活的细节。除了她悉心访谈之外，俞锡玑这个出色的调查员也起了很大作用。锡玑快乐地回忆到：“我顶会听人家说什么了。因为我这人挺随便，挺随和，不是‘下江人’高高在上的样子，而且我们做医疗社会工作者的，挺容易和人们说到一起，挺容易明白人们心理，容易和人们说的投机。白天我就出去，碰见什么事情，回来就和她说。晚上，伊莎白就用打字机记下来。”这段不同寻常的日子里，伊莎白和锡玑外出时常常穿着和当地人一样的草鞋，不同的是要拿一根大棍，以备打狗。
三、伊莎白：永远留在中国
1942年初，兴隆场的合作社陷于停顿，伊莎白面临“失业”。当时，她与在金陵大学任教的英国记者大卫·柯鲁克（David Crook）相爱。大卫曾加入过西班牙反法西斯国际纵队。二人决定一起回到英国，并于1942年7月在英国结婚。
到了伦敦之后，伊莎白才知道，马林诺夫斯基已经去世。伦敦大学的人类学家李德（Margaret Read）建议伊莎白在弗思（Raymond Firth）的指导下学习人类学。弗思是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和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讲席的继承者。当时二战尚未结束，弗思还在英国海军服役，但看到伊莎白的研究经历和兴隆场的调查资料之后，弗思立即同意在战争结束后，指导她攻读人类学博士。1943年，弗思向著名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推荐出版《兴隆场》。为此，曼海姆竟亲自登门访问了这位年青的人类学家，同意在他主编的“社会学与社会重建国际文丛”中，出版这部尚待完成的著作，并将其列名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村》和林耀华的《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等中国人类学先驱之作当中。
欧洲战事即将结束，二战中伊莎白曾加入加拿大女兵军团，退役后获得两年学习资助。她正式进入伦敦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大卫也从英国空军退役。退役时获得了一份一年内有效的全家返回入伍前来源地中国的旅费资助。此时伊莎白夫妇已经加入英国共产党，他们决定利用这次免费旅行的机会，奔赴中国解放区，向世界报道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伊莎白已从一个受基督教“社会福音”思想影响的研究者，成长为一个自觉投身革命事业的革命者：博士阶段的学习要延期了，导师弗思建议她完成学业之后再去中国。但伟大的中国革命正在关键的转折期，调查报道这样的历史时刻，对于投身革命的伊莎白夫妇，似乎无法拒绝。
不过，伊莎白没有舍得退学，1947年在中国解放区期间，仍然向弗思定期汇报在十里店调查的研究进展。这些汇报经由解放区的接待干部，暗中送往天津，然后转寄英国；而伊莎白仍旧接受博士生第二年的助学金。当然，她不会想到，就是这笔资助，令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诬陷和怀疑，并失去自由达3年之久。
两位作者接下来的故事，似乎开始远离兴隆场了。伊莎白和大卫在解放区的生活，艰苦、愉快，而令人振奋。负责解放区外事工作的王炳南提议他们夫妇留在中国，加入外事学校（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前身），协助培养新中国急需的英语人才，两人竟然愉快地答应了。1948年夏天，在刚解放的石家庄附近的南海山村，他们已开始为30多名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外交人才上课。而俞锡玑在兴隆场的乡建实验之后，前往多伦多大学儿童研究中心攻读心理学的硕士，并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返回四川，开始了儿童教育学的教学研究工作。
访谈中，我不准确地说伊莎白和锡玑是乡建运动中成长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也是新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的见证者。锡玑半玩笑地说，青年时代，国难当头，她没有想过成为社会学家或其他什么家，但当时她所处的社会，总以粘上点“洋”学问为好。但建国以来的政治运动中，就学什么都没有用了。伊莎白则马上纠正，她不是见证者，乡建运动，特别是新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她都是参与者：无论外事学校还是以后的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政治学习，都没有让她缺席。当然，我知道，伊莎白的这句玩笑，夹杂着某种历经沧桑的归属感：从那时起，她已不再是外国的观察家。中国，最终成了她的家。
2006年9月，长期研究兴隆场调查的美国东北大学教授柯临清（Chris Gilmartin）邀请我全家一聚，寒暄后，黯然相告：8月11日，锡玑因心脏病抢救无效，平静地离开了我们。这个消息是如此突然，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我正在整理几个月前的采访录音，锡玑的声音还是中气十足，笑声还是那么爽朗，那么有穿透力。而她一卷上袖子就要工作的动作，已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深处。
（本文原为中华书局待版《兴隆场》的后记，此处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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