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送宗师去影

    今年，收到《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与《漆侠与历史学》（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还有李埏与徐规逝世周年的纪念集《永久的纪念》（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与《徽音永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都是相关纪念的结集。岁暮，又相继参加了纪念吴天墀与陈乐素的学术讨论会，获赠了《吴天墀文史丛稿》（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与《陈乐素史学文存》（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这些被纪念者都与我的专业密切相关，我不仅有幸一睹过他们的风采，有的还有所交往。

    这些纪念文集，往往一部分是回忆文章，一部分是学术论文。入手以后，我总是先读前者，而把后者留做将来的学术参考。这些回忆，从不同角度提供了宗师们的前言往行，不仅可为学林谈麈，也足以勾勒出现代学术史上为人忽略的诸多侧面，例如他们令人仰止的为人风骨，他们求真唯实的治学之道，他们传道解惑的感人事迹，乃至他们凸显个性的趣闻轶事。这里且从他们在十年浩劫中的受辱遭难说开去。

    漆侠向以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著称于世，在“文革”中也被打成“牛鬼蛇神”。1966年范老去世，作为昔日助手，他请求参加追悼会，竟遭红卫兵喝骂：你算什么东西，还想参加范文澜同志的追悼会？谭其骧早在1957年受命编制《中国历史地图集》，算是“钦定”的任务，却仍以“学术权威”关进“牛棚”，难逃受辱的命运。据家属追忆，“夜深人静之时，家门外造反派一声吼叫，父亲就得乖乖地跟了去，然后遭到彻夜的跪罚”。吴天墀的遭际更为坎坷，因参加过青年党，进入五十年代，就褫夺了教职，失去了工作，只得靠拉板车维持家计，其师王恩洋有诗说他“近在蓉市拉板车，面目黧黑体力健”。他的老师徐中舒与蒙文通惟恐其荒废学业，建议他研究西夏史，但不在大学，图书资料无法解决。直到五年以后，因徐中舒大力干预，才调回四川大学当历史系资料员，却事务繁忙，运动不断，直到八十年代初才断断续续完成了《西夏史稿》。其《文史存稿》后记题为《悠悠往事》，却只字未提自己的“文革”劫难，也许实在不堪回首罢。但据他说，连其师蒙文通也在“牛棚”里受到非人的折磨，“负伤归家，旋即病卒”，他的遭遇便不难想见。徐规一生从教，谨慎为人，当年也被摁跪在长凳上，不仅衣背被以墨打叉，甚至把叉涂到他谢顶的头上。李埏在西南联大与吴晗有过师生之谊，“文革”一开始，首当其冲打入“云南三家村”。他与打成“牛鬼蛇神”的云南大学教师，都被勒令在大字报上自称“蠢猪”，申请所谓“养猪费”，才能领取最低生活费。满腹学问的著名学者在肉体与人格上受到如此非人世的侮辱，在“文革”中决非个案，在那个疯狂时代是司空见惯的。

    这些被纪念者，不仅是各自领域的星斗，也是中国现代史学的骄傲。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施坚雅誉为汉学界“不朽的盛事”；吴天墀以其《西夏史稿》为西夏史研究构建了完整的学科体系；漆侠与徐规作为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二代正副会长，同为这一领域的顶级学者；李埏在宋史与中国经济史领域并称名家。作为学术的象征，后学的师表，他们理应受到尊重与礼遇。曾有学生回忆五十年代前期谭其骧的形象：“讲课的时候非常悠闲、潇洒，开始的时候穿一件长衫，拿一个大烟斗，讲课的形象非常好。”  谁知岁星未周，他竟成为造反派一声吼叫，随叫随到的惊弓之鸟。后人在惊诧两种形象巨大反差的同时，是否更应追诘：究竟是什么深层原因造成其前一形象向后一形象的坠落？

    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本文提到的名家宗师，大致可归为第三代传人。审视他们的成果，有两个高峰期，一是1949年以前初露锋芒之际，一是1978年以后重返学界之时，而“文革”十年几无例外地都是空白期。许多回忆文章揄扬他们晚年焕发“学术青春”。以此肯定改革开放，固然不错，但对此前那段摧残学术、糟践学人的历史，总感仍欠反思。这让人想起，“文革”刚过，人们总爱说“把耽误的十年夺回来”。对宗师们业已痛失的“学术青春”，不宜一味高唱“不信青春换不回”，而应深刻悲悼“青春是挽不回的水”！《吴天墀文史存稿》附有其《现存著作目录系年》，自1949年至1978年的三十年间，他仅发表过三四篇学术性文章，一生论著也只有《西夏史稿》与四十万字的《文史存稿》，只是他全部学问的冰山一角，那座巨大的冰山却永远没能显山露水。在徐规与李埏那里，学术论著量难以比肩前两代名家宗师的现象，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而在谭其骧与漆侠那里，倘若没有五六十年代的不断折腾，其成果一定更为丰硕可观。

    这些宗师名家及其代表作，已经镌刻进中国现代学术的长廊，其中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还被胡乔木推崇为新中国史学界“最有成绩的工作之一”。然而，查阅他们履历，却不得不指出，尽管他们的成果主要产生在1949年以后，但他们并不是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谭其骧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在史学大师顾颉刚的门下崭露头角，吴天墀是徐中舒与蒙文通的得意门生，徐规与李埏在浙江大学师从张荫麟与张其昀，即便漆侠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其最基本的学术训练与史学根基，也还是在就读西南联大与复校以后的北京大学期间构筑起来的。这一判断，或许让人纠结，却是不争的事实。

    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宗师名家也培养了学术传人，故而才有这些纪念集的问世。但诚如他们的学生所说，“这样求真求实的老专家在全国不多见了，在中青年一代中更少，也许越来越少”（周振鹤语）。问题并不在于弟子的学养难以企及师辈（这是可以努力的），症结在于，当下急功近利的评价体制严重败坏了学术生态，跑国家课题，报学术大奖，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还有几个具有前辈宗师的学术风骨！

    于是，后人只能黯然目送这些宗师日渐远去的背影，至多编点纪念文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