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应仁之乱”(1467)到“大阪之阵”(1616)的150年,在日本历史上称为“战国时期”,是动荡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社会变动最剧、历史人物最为活跃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日本前近代史上最具有戏剧性、因而也是最为精彩的一段历史。近代以来,对这一段血腥与辉煌、角力与谋略、刀光剑影与歌舞升平、新与旧、生与死的强烈冲撞和对照的历史时期,历史和文学性叙事可谓卷帙浩瀚、汗牛充栋。
在这段历史顶峰期最为活跃的人物,就是所谓的“战国三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其实前两位才真正统领战国群雄,推动历史前行。后世民间对此有非常独到和传神的描绘:“天下大饼”由信长“捣”(辗米成面)、秀吉“捏”(搓揉成饼)、家康“食”(坐享其成)。对此有兴趣的读者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信长种稻、去壳、碾成米粉后却由秀吉揉面制成大饼?即为什么在“信长时代”夭折后会有“秀吉时代”赓续?为什么历史会选择秀吉去完成结束“战国”、一统天下的大业?秀吉本人具备何种人格与能耐、可以膺当此一历史重任?秀吉留给后世的最大遗产是什么?
日本学者回答这些问题时差强人意,在整体构架上比较缺乏逻辑叙事的手眼,往往忽视大背景与具体时间、时代氛围与人物活动、历史整体的有序运动与历史事件的无序展开之间的串连节点。《秀吉》作者贝里女士却别具手眼,能从欧美学术传统的“大历史”流程,洞察具体历史事件,以强烈的问题意识为出发点,探索诠释的路径。本书将秀吉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作为一条逻辑主线,以此“起承转合”,突出了秀吉在“战争”(战国时代)与“和平”(江户时代)两大时代过渡时期所起的显赫作用,为传主的历史存在做了比较准确的定位。
“织(田)丰(臣)政权”一直被学者相提并论,织田和丰臣之间,确实有很多一脉相承之处,如检地、城割、兵农分离、商工发展这些政策,皆非秀吉政权首创,秀吉只是在统一全国后大规模实施而已,但是两个政权在根本路线取向上迥不相同。正如作者在描述信长的解决方案最终失败时所指出的:“信长开出的整合国土的高昂成本,导致无法看到减缓前景的武装抵抗。作为拥有日本三分之一国土的大名,信长依然面对着毛利、岛津、上杉、伊达、北条和长宗我部势力,这些家族联合起来,就比他所掌握的势力更为强大。织田势力在1582年的进展状况,已经无法保证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通过军事征服的武力解决,已经达到其能力界限,“暴力性权力集中”,只是解决战国问题的“一个方向”,作者正确地指出还有另一个方向,那就是联盟式的“地方自治”。信长拒斥天皇和幕府,拒绝与地方领主共享资源、分权而治,欲以武力将权力臻于一身,完成国家统一,作者认为这是“战国的旧有传统”。秀吉选择联盟与分权这一新方向,而历史最终选择了秀吉。
我国近年来出版的丰臣秀吉书籍,多数为日语译作,而且泰半为文学读物。中国读者对文学人物的秀吉可能知之綦详,但对历史人物的秀吉却不甚了了。鉴于丰臣秀吉的对外政策,在江户时代沉寂了近三百年后,被明治政府重新提起,其“侵朝”、“入唐”的“大梦”,也被一再重温。中国读者有必要从历史角度去认识和了解这位可能是日本前近代史上最为重要的历史人物、以及日本近现代一部分对华政策的“始作俑者”。
这部书的构思与行文,既严肃却也不失理趣。将其介绍给中国读者,也许有助于让读者从一位非日本人学者的著述,跳出感性“爱憎”的非学术语境,观察日本历史这段重要时期,以及传主丰臣秀吉这位至今仍在日本被视为“民族英雄”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