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醒的批判

    以《孙子兵法》为标志，中国古典兵学充分自觉并迅速早熟，撇开政治经济等因素，孤立地造设“诡诈”的逻辑对决和概念搏斗并予以美文学的表述，成为兵家的理论嗜好。对此种倾向，极少有人提出批评、指出其中的弊端。荀子《议兵》一文，就是针对孙子的这种倾向进行批判的少数异端之一。

    关于“诈”与“仁”。“兵者诡道”、“兵以诈立”，“诡诈”是孙子兵法的灵魂。但在荀子看来，这恰恰是孙子的软肋：“以桀诈桀，犹巧拙有幸焉；以桀诈尧，譬之若以卵投石”；“武王之诛纣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后胜也，皆前行素修，此所谓仁义之师也。”二者的观点如此不可调和，是因为他们的视角不同：孙子专注的，是抽象的战争，在这里，一切都是概念化的，是高度的概括和逻辑推理，拖泥带水的具体问题被丢在一旁。荀子看到的是具体的史例，鲜明生动，经验教训由此引申出来。视角不同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目光深度：孙子看到的，无非是两条腿行走的概念；荀子发现，在投入战场之前，他们的日子过得很不一样，有的受到关爱，有的受到虐待，所以他们爱憎分明，一有机会就表现出来，让上司大吃一惊。例如商纣的士兵就曾临阵倒戈，逼得他投火自焚。对此，孙子的做法是置之不理，以保持其理论高度；荀子则固执地认为，这是必须认真对待首先加以解决的问题。孙子的做法产生了近乎完美的骈体文：“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按照这种理论，兵法的终极结论其实不需要将这么多反义词对立起来，而只需要一句话：战而胜之。在实践中，孙子作为主将，曾经指挥吴军连战连胜攻克楚国都城，随后吴国即陷入南对楚越北对齐晋的两线作战，终于亡国灭迹。荀子的固执使他能够在秦国不可一世的时候准确地为它算了一卦：“此所谓末世之兵，未有本统（仁义）者也”；“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在想象中，出敌不意是非常引人入胜的，但在实行中，出敌不意却多半因为整个机器的阻力而难以实现”，“而阻力大体上可以说是区别实际的战争和纸上的战争的唯一概念。”显然，这种由社会问题产生的阻力并没有纳入孙子的匡算范围，而荀子则充分关注它对孙子所谓诡诈的折扣作用，这就是他比孙子更有政治眼光的地方——当然，孙子的“诡诈”遇到荀子的“仁义”是要打折的，但也不会全不中用：世上有几个敌对的政治实体悬殊到桀和尧的程度呢？通常它们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所以诡诈制胜论也就比仁义制胜论更有市场。

    关于“利”和“义”。孙子说“兵以利动”，译成克劳塞维茨的话就是“一切行动的前提是，如果作为行动基础的战斗真正发生的话，它必须是对我方有利的。”自然啦，有哪个将军会傻到情愿吃亏的程度呢？问题是，对军事理论家来说，利与不利往往就是一组数字；对荀子而言，利与不利既非用兵的出发点，也不是绝对的，“兵者，所以禁暴除害，非争夺也”；“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如果用兵不合道义，一时之利可能会转化为深远的危机。双方谁更接近真理呢？后世有人总结吴国灭亡的教训是“屡战屡胜”，而这正是孙子（还有伍子胥）英明指挥的结果。

    关于权术和教化。孙子要求将帅要善于“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以便“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至。”（克劳塞维茨也主张防止下级军官“越出常轨的乱想”）荀子则完全相反，他指出：“隆诈势，尚功利，是渐（涣散）之也；礼义教化，是齐之也。”“诈”若遇到“齐”，就像用“锥刀”去攮“泰山”一样，没什么效用。蒙蔽士卒耳目，在保证指挥官权威方面自有妙用，是老油子们的经验之谈，但决不是解决士气等问题的根本办法。教化可能见效很慢，一旦士卒由此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和荣辱观，则可以从根本上增强凝聚力提高战斗力。麻烦的是，教化对教化者提出的道德要求是很高的，而且无一例外必须从改良内政着手，这对统治者来说太为难了，远不如孙子的路数见效快。所以，孙子大受欢迎，荀子不受待见。

    关于“诡诈”的副作用。孙子在精心演绎他的诡诈计谋的时候，显然没有考虑它会不会溜出笼子的问题。荀子却忧心忡忡：“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无礼义忠信”，“率用赏庆刑罚势诈险扼其下，获其功用而已矣。大寇则至，使之持危城则必畔，遇敌处战则必北，劳苦烦辱则必奔，霍焉离耳”。千百年来，孙子的“诡诈”像《一千零一夜》故事中的那个魔鬼，从战场这只瓶子里面逃逸出来，青烟弥漫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尔虞我诈、诚信缺失，一出又一出厚颜无耻的闹剧时时上演，从根本上销毁了群体的凝聚力。于是，烂熟《孙子兵法》、拥有几千万甚至上亿人口的中原王朝，竟打不过只有几十万人口且不知孙子为何物的游牧民族而屡屡被征服。这背后，《孙子兵法》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它在给我们智慧的同时，还塞给我们别的什么玩意儿呢？

    对阵孙子的诡诈制胜论，西汉名将霍去病的做法，比起荀子的批判，更让孙子的信徒感到难堪。汉武帝曾想教霍“孙吴兵法”，竟然遭到拒绝：“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对此人们的看法是，霍去病太骄狂，竟然蔑视孙吴。但是，他们又想不出法子来掩盖这样的事实--霍去病是举世无双的军事天才，他打败了强盛时期的“天之骄子”匈奴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元四世纪，一股被汉军击败的匈奴溃军窜入欧洲，就灭亡了东罗马并迫使西罗马帝国屈膝纳贡！认真考察一下，霍去病的轻蔑是有原因的：孙子的“诡诈”亦即心理骗术，在对付中原人群时屡试不爽；但用来对付文化背景迥异因而心理特点不同的匈奴人时，就不那么灵光了。更重要的是，在草原沙漠地带与机动性极强的匈奴骑兵作战，遭遇战是主要形式，孙子那套玩意，还没来得及施展，肉搏就开始了。这是铁血的碰撞，是真正的力与力的较量，孙子四两拨千斤的手艺，干不了这种力气活。

    至此，历史上终于有两个人，荀子和霍去病，学者和战将，从各自的角度，看透了孙子专注“诡诈”、忽视“仁”“力”的弊端。在普世的敬颂和膜拜中，这两个人显得格外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