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科学院：一段不该遗忘的历史

    创建于上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西部科学院是一个民办科学院，是杰出的社会改革家卢作孚先生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和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地区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自然科学研究、科学文化传播和科学普及的开创与发展历程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我的父亲李乐元于1932年大学毕业后即到西部科学院工作。我在北碚出生，童年和少年时期都在西部科学院里度过，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又长期工作在中国科学院，对当代我国自然科学研究和研究机构的发展历程有切身的体验，深感先驱者们的奠基史绩在一个长时期中被忽视了。侯江副研究馆员和她领导的课题组经多年努力，在史料挖掘和综合分析基础上撰写成的“中国西部科学院研究”，是迄今最系统地研究中国西部科学院的著作；它的出版，有助于人们了解这一段历史，并如该书结语所强调的那样，触发后来人们的深思，使其关于政治、文化、制度、方法的启迪作用得以长久存在。

    民营的西部科学院，是中国西部地区第一个综合性的自然科学研究院。在贫穷封闭的西部腹地，主要依靠向军阀、士绅、企业募捐来筹集建设和维持经费，在官办机构难以想象的困难局面下生存并逐步发展。由于西部开发的需求以及客观条件的限制，西部科学院的研究工作以应用研究为主，用理化、地质、农林、生物多方面的研究成果，为西部经济开发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西部科学院还通过建设和经营博物馆、图书馆、学校、公园等文化、教育、科普设施，通过持之以恒的学术、科普活动和人才引进（卢作孚先生称之为“运动人才”），为北碚能蔚然发展成西部地区科教文化重镇营造了良好的科学文化氛围和平台设施条件。西部科学院的创建和发展，也为抗日战争期间北碚能接纳大批科学和教育机构内迁，并如李约瑟所述，成为中国最大的科学中心，提供了重要条件。这一时期西部科学院的作用和影响，已远超出西部的范围。在当年只是一个孩童的我的记忆中，与一次次跑警报躲避日本飞机轰炸的场景并存的，是在科学院园区、在北温泉或在平民公园举办的各种综合或专业性学术集会的盛况。我于60年代初加入科学研究的行列之后，特别在学术活动被迫长期中断的十年动乱期间，遇见抗战时各内迁单位的前辈学长，他们多会深情地回忆那个时期西部科学院组织的活动，对比科教事业被摧残的现状而不胜感慨。

    具有高度科学水准和广泛社会影响的科普工作是中国西部科学院一个独特的重要成就。在其附设的公共博物馆基础上，西部科学院联合国立中央研究院等机构筹建了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国内众多科研单位和学术团体参与筹备。1944年12月25日在西部科学院举行的开馆典礼上，翁文灏先生兴奋致辞:“今天是中国的复兴节，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及科学社卅周年纪念会适均于是日开幕，特别值得纪念”。博物馆的设计委员会由各学科优秀学者组成（第一届理事会和设计委员会39位成员中，有14位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保证了博物馆的高水准。我曾在父亲办公室里读到地质学家黄汲清先生的文稿“我看中国西部博物馆”：对比他考察过的西方各国博物馆，对西部博物馆展示内容的科学性和表达方法进行了直率的评估。我那时是个小学生，这是我读到并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一篇学术批评，从中领会到父辈们所从事的原来是如此重要、严肃与困难的工作。西部科学院的研究以应用为主，而博物馆却选择自然科学一些重大的基本问题，如“起源问题”——地球地质的起源与演化、生物的起源与演化、人类的起源与演化等，采集第一手的标本和采用先进技术予以展示。开馆后的数年间，在昔日的穷乡僻壤，科学博物馆破除迷信、普及科学的日常和专题展览成为了扶老携幼参观、街头巷尾议论的热点。

    回顾历史，我们不能不敬佩卢作孚先生及其感召下的团队的历史使命感和奋斗精神。记忆中的西部科学院，其学者，管理者，从事野外考察、标本采集制作和美工的技术人员，园艺和勤杂工，几乎个个敬业努力。伴随着募捐困难导致工资经常被拖欠的状况，是一次次为筹备重要科学和科普活动而情绪高昂夜以继日地集体加班劳作。

    卢作孚先生是享誉国内外品德高尚的“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享受要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却于1952年在他创建的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反对贪污和“不法资本家”的“三反、五反”运动中自杀辞世。其时我的父亲也在西部博物馆的运动中被长期关押审查。父亲在关押解除后告诉我，卢作孚先生的理想和为人是他追随的榜样，在得知先生去世的消息后他曾想随先生而去。作为一个初中学生，我被卢作孚先生对父辈所具有而当时还不能为我所理解的感召力量所震撼。国家科学事业的规模和水平总是会随着时间向前发展，但是先贤们的科学精神和高尚品格往往难以企及，需要通过研究他们的开拓历程而被长久地纪念。

    （本文为《中国西部科学院研究》序言。作者为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物理系和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