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的尊严”与教育学的“失语”

    所谓“教育学的尊严”问题，就是教育学得不到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应有的尊重，处于“次等学科”（sub discipline）地位的问题。“教育学的尊严”成为问题，进而导致教育学者的尊严也成为问题，教育学从业者无法获得学术自豪感，这正是教育学界对此耿耿于怀的原因。

    中国教育学界有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教育学的尊严”，也许当中国大学出现了教育系科之后，这个话题就开始出现了。谓予不信，请看小说《围城》中钱先生的一段妙论：“理科学生瞧不起文科学生，外国语文系学生瞧不起中国文学系学生，中国文学系学生瞧不起哲学系学生，哲学系学生瞧不起社会学系学生，社会学系学生瞧不起教育系学生，教育系学生没有谁可以给他们瞧不起了，只能瞧不起本系的先生。”（《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页）教育学者肖川在2002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教育学不是科学’曾是人们普遍焦虑的问题，成了人们质疑教育学存在合法性的几乎是唯一的理由与根据。尽管今天人们对‘唯科学主义’有了相当的警觉，在这一观念上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教育学的学术品质因而关涉到教育学的尊严的问题，仍是业内人士萦绕于心的主题。”（肖川：《教育学的尊严》，收入《教育的理想与信念》，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11页）十年来，教育学者围绕这个问题发表了大量文章，直到今年年初仍有人在《中国教育报》著文呼吁“让教育学成为有尊严的学科”（马凤岐：《让教育学成为有尊严的学科》，《中国教育报》2012年1月31日）。

    简言之，所谓“教育学的尊严”问题，就是教育学得不到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应有的尊重，处于“次等学科”（sub discipline）地位的问题。“教育学的尊严”成为问题，进而导致教育学者的尊严也成为问题，教育学从业者无法获得学术自豪感，这正是教育学界对此耿耿于怀的原因。

    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西学基本经典”丛书，是中国首次大规模影印英文原版经典著作。丛书共分10类100种，涉及哲学、伦理学、宗教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法学、历史学，教育学未能跻身其中让许多教育学者不能释怀。同年，周国平主编的《人生圆桌》一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社的想法是请不同领域的专家来对一些共同的人生话题发表见解，借此向读者展示“一幅多元视野中的立体的人生画面”。坐在“人生圆桌”边发言的学者包括：周国平（哲学），李公明（历史），汪丁丁（经济学），何光沪（宗教学），何怀宏（伦理学），赵汀阳（美学），杨东平（社会学），金盛华（心理学），南帆（文学），徐刚（生态学），教育学者未能受到邀请，这让人大惑不解。哲学家康德早就说过，“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从学科角度谈人生问题而将教育学排除在外，只能说明教育学地位的卑微。2010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策划了丛书“三十年集”，丛书汇集了当今学界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和专家，作者集中于文学、历史、哲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几个学科，首批出版的16册中同样没有出现教育学者的名字。

    以上事实似乎在暗示，教育学在中国人文社会学科中确乎是被人遗忘的角落，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教育学的尊严”问题何以被一再提及。然而，当人们对“教育学的尊严”问题念念不忘的时候，却忽视了另一个重要的现象——教育学正处于一种“失语”状态。

    当下，人文社会学科几乎每个分支都有自己的标志性学者，他们基本上已经成为所在学科的“形象代言人”。当重大社会事件发生时，这些学者从各自的专业出发表达学术性见解，履行着学者作为“社会良心”的职责。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教育学时，却发现类似的学者是缺席的。公共事件发生时，教育学者多数情况下都处于“失语”状态。当其他学者从各自学术立场出发作出评论时，教育学者却难觅踪影。在历年“两会”期间，教育问题几乎都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可以说，面对教育热点、教育事件，教育学者本应有更大的话语权。令人不解的是，即便在这一情形下，教育学者的表现也不能让人满意，他们或者以官员而非学者的身份出现，或者简单地解读政策，充当了新闻发言人的角色。在笔者看来，与教育学相关并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学者主要有两位：上世纪末以央视谈话节目“实话实说”策划人身份进入公众视野的杨东平，以及近十年逐渐引人注目的熊丙奇。这两位其实都不是科班出身的教育学者。杨东平早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前身）自动控制系，现供职于北京理工大学高教所；熊丙奇则是地道的工学博士，曾经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校报编辑，现任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北京理工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并非教育学术研究的重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位学者并不能真正代表教育学界，熊丙奇则自谦是一个被套了“教育问题研究专家”之名的业余教育研究者。

    “教育学的尊严”与教育学的“失语”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失语”一方面是“尊严”问题的表现，另一方也可能是导致“尊严”问题恶化的原因，两者共同凸显了教育学在当今学界的尴尬境地。

    对于教育学的“失语”，我们可以将其解读为教育学者“为学术而学术”、“甘于寂寞”，也可以解读为无视鲜活的现实，埋首书斋，醉心于构建理论体系。在教育学领域，这种充满矛盾的现象的确很多。一方面教育学者在公共事件上患了“失语症”，另一方面教育学又是最“不甘寂寞”的学科。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曾经用“官味度”这个概念对中国学术教育机构的“官本位”程度进行了量化。结果发现，如果按学科间“官味度”进行排序，则教育学、法学、经济学、哲学、管理学的“官味度”高于学科总体平均水平，其中教育学的“官味度”最高（沈亮：《“官味度”揭开教育科研官本位面纱》《南方周末》2009年1月8日）。其实，早在1931年，陈寅恪先生就对教育学有过类似的点评。当年，为纪念清华大学成立二十周年，陈先生写下《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对当时中国各学科的学术研究逐一做了评论。文中写道：“教育学则与政治相通，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今日中国多数教育学者庶几近之。”（《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61页）。如此看来，教育学的“失语”并非起因于对现实的疏离，而只能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一是教育学者本身的学术功力不够，二是教育学者“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欠缺。说起教育领域充满矛盾的现象，还有一个典型的例证。教育学界一方面对其他学科的“闯入者”染指教育研究侧目，另一方面又在回顾教育学术史的时候对“大师”“越界”关注教育问题津津乐道。正如一位教育学者所写的：

    “在历史上，首先提出建立教育科学思想的是苏格拉底，首先在科学分类中把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提出来的是培根，首先写成系统的教授学的是夸美纽斯，首先把教育问题作为近现代问题提出的是洛克，通过文学作品把教育问题变成强大的思想体系的是卢梭，把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大学里正是讲授的是康德，在卢梭的思想体系和佩斯泰洛奇经验基础上对教育学的科学基础进行探索，即初步建立教育学体系的则是赫尔巴特。”（成有信：《简论教育学的形成和发展——兼论教育经验、教育思想、教育政策和教育科学的关系》，收入《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49页）

    考察近代中国教育史和教育学术史，这一现象同样存在。第一个明确主张兴办师范教育的是梁启超，他指出，“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第一个把教育学从日本引入中国的是王国维，他翻译日本人立花铣三郎的《教育学》被视为中国百年教育学之滥觞。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是蔡元培，这位晚清的进士不但自己积极学习西学，还改变了北京大学的学风。回溯中国教育思想的源头，我们可以把几乎所有中国古代的哲学家都视作教育家。诚如张岱年先生所说：“儒家都是教育家”，“儒家哲学是教育家的哲学”。（《儒家哲学是教育家的哲学》，《张岱年全集》第六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64页）然而，正如西方的教育思想家绝大多数是哲学家一样，中国近代的教育家，为人们所记忆并一再提及的，除陶行知、陈鹤琴外，蔡元培、梅贻琦、梁漱溟、晏阳初，都非专治教育学者。

    再比如，教育学者对“专业槽”（这个概念来自法学家陈兴良先生）过浅，“谁都能伸过嘴吃上一口”的现象愤愤不平，并认为这是教育学无法获得尊重的原因之一，所以竭力使教育学科学化。事实上，多年来国外的、其他学科的各种理论都被不断引入教育学领域，可是这些五花八门令人“应接不暇”的理论并未使“教育学的尊严”问题得到缓解，反而使教育学沦为各色“理论”的“试验田”。

    烦恼即是菩提，悖论蕴含智慧。上述的种种矛盾似乎说明，教育学者如果想成为教育家有必要与教育学保持适当的距离；又似乎在暗示，教育学应当以开放的胸怀迎接“闯入者”，因为教育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只有多学科共同研究才能窥见其堂奥。诚如西方学者所言，“对历史的关注并不是那群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对社会学方法的运用也不是那群被称作社会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同样，经济学问题也不只是经济学家才有权研究……总之，我们不相信有什么智慧能够被垄断，也不相信有什么知识领域是专门保留给拥有特定学位的研究者的。”（［美］华勒斯坦等著、刘锋译：《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6页）保持开放性，或许是提升教育学学术品质的可能之径。

    教育学自从在中国出现就与师范院校有着不解之缘，中国教育学的百年历史与中国师范教育的百年历史相重合。自上世纪末期以来，中国的师范教育体制顺应世界潮流逐步在转型，原来的封闭式、定向型培养模式逐渐转向了开放性模式。许多具有跨学科背景的学生加入了教育学学科训练行列，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师范性”与“学术性”的矛盾，提高了教育学的开放性。进入新世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著名高校纷纷设立教育学院或教育研究院，随着越来越多的综合性大学关注教育问题、涉足教育研究，相信教育学的“失语症”会不断减轻，“教育学的尊严”问题也将逐步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