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我们的学术生态：被污染与被损害的》

    刘东的新书《我们的学术生态：被污染与被损害的》在一些网络书城被归为“生态保护”方面的著作，放在了“自然科学”类。除了望题生义的漫不经心，这样的误会恐怕多少还传递出这样一种信息：尽管近年来丑闻频传，学术与教育领域在我们这个向来以学为高的国度在相当程度上仍然被默认和推崇为一片圣洁之地，人们在直觉中很难将其与“污染”这样的字眼联系起来。

    然而，身在其中的我辈学人却最清楚，刘东为自己的文集取下这一标题绝非立意标新，而是再直率不过地道破了学界亟待治理的现状：“周遭的学术生态在直线地下滑，甚至干脆是朝‘跌无可跌’的底线之下堕落！”（《自序》）。在七组互有呼应的文章中，作者深入追踪了一系列恶风陋习，包括学院体制改革中的盲目躁动，学术写作中的蓄意失范，学术出版业的生存艰难，知识生产体系的“造血”乏力，以及通识教育的无根漂浮等等。它们所指向的，无一不是当代中国知识界的“重污染源”。而对这些问题的认真反思，则无一不关系到维系知识生产的严肃性，关系到整个中国社会“大脑”的正常运转，以至未来健康公民文化的养成。或者借用作者的话来说，书中所讨论的实乃“国脉”之所系也。强烈的现实感，可以说是本书读来格外过瘾的一大原因。它根源于作者以“立德”、“立功”优先于“立言”的一贯治学态度，而本书的写作更是被其视作了一种天然的职责：“如果我们这些钻研人文与社科的学者，连身边的圈子与氛围都捉摸不透，连周围的学术生态都无力自清，那么哪里还谈得上去清理天下？顶多也就是当着领导念念‘海晏河清’的颂词罢了！”（《自序》）。

    看到这一点，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文集中收括的二十一篇文章虽然完成于作者学术生涯的不同阶段，且具体写作缘起与关切点各有不同，最后却能以“学术生态”为主题，毫无窒碍地归入到同一框架之中。事实上，文集的读者完全可以通过《社科院的自我理由》、《清华国学与域外汉学》、《中国大陆学术出版的现状》等一篇篇文章，掌握作者异常丰富、且其中的转折每每与学界新知识增长点的形成相呼应的个人履历：80年代至今，刘东先后供职于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所和清华大学国学院；他曾担任“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的编委，而后又策划、创办了“海外中国研究”、“人文与社会”译丛，以及《中国学术》杂志。唯有以这样的经历为基础，他才能如此自信地去讨论中国学术界中一个个形态各异的“小生态圈”，借助内部的体会与外部的纵横比较，扬其所长，更直陈其短。文集中多有珍贵的一手材料，而那种作为“当事人”的焦虑，尤具感染力。与刘东多重学术身份互为因果的，则是其在国学、美学、比较文学、国际汉学、政治哲学和教育研究等多个领域的造诣：“服膺‘君子不器’之古训”的作者相信，面对“无情割裂人格的现代分工”，为学者更需在“博古与通今、外域与本土之间，学问与阅历、专攻与通识之间”努力寻找平衡；一旦“借着‘敬业’的话头，硬给自己划一小块知识领地”，就只会让“‘志业’沦为求学的‘业障’”。换言之，如果读者愿意将生动切实的现场感，庞大的论证量与自由挥洒的运思方式视作此书除“现实性”之外的另一些突出优点的话，那么，就不应当忘记，它们正是作者不断与“专业化”这一现代性“污染”进行对抗的结果。

    当然，作者与现代学术生态“污染”的对抗，还更直观地体现为其在文集中提出的各种“治理方案”。例如，“通识教育”在当代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人人都在说、其具体内涵却始终模糊不清的时髦概念。而在《诸神与通识》一文中，作者追溯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传统中原本便推崇博雅的中国文化是如何比照着想象中的西方“翻来还又覆去”地改造和虚耗自身；人们直到今天仍深信西方掌握了唯一正解，而浑不知后者的“通识教育”同样已经陷入危机，甚至根本就不曾完美过。借助一种更为开阔的文化视野，作者不仅点破了这其中的思想陷阱，还巧妙地化用和发挥了罗尔斯正义学说中的“重叠共识”理念，重新界定了“通识”的内涵与实现程序：“需要在持续的文明对话中，经由艰苦而平等的商量与研讨，共同制订出多元一体的、全球化时代的人类通识，那通识必须建立在各民族的国学（包括西学）之上，而保证它们既相互重叠、又各有侧重——而且，那相互重叠的核心部分，必须具有足够的确定性，以确保人类的和平共处，那各有侧重的部分，又必须具有足够的浓度，以确保每一种宝贵文化的原生态与生命力。”文集中对“国学”、“汉学”研究之宗旨的重申，以及对二者最终实现“内外互动”的畅想，其实都可以视作上述“对话”思路的分支。而如果说，在谈到这类远景规划时，本书的文字总是能传达给读者一种浓重的理想主义情怀，那么，面对迫在眉睫的应试教育、文理分科改革等问题，作者给出的应对策略则显得颇为 “低调”。他拒绝喊出那些很容易博取民众喝彩的廉价口号。文集中多次指出，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完美，相较于推倒一切、缺乏远期规划的激烈变革，在已有的有限空间中的不断调适要更为可靠。当然，必须强调，对“不完美”的这种妥协是有底线的，改革者与批评者也始终不应忘记“营造和保障更加公正、自由、开放的思想生长环境”这一终极目的。

    可惜，如作者本人在文集中也已指出的，在过去二、三十年间，他与其他一些同行发出的这类声音鲜有被认真倾听。甚至，今天回过头来再看，不少事情正在朝其当年所预料的“最坏”的方向发展。这或许也让《我们的学术生态》的阅读变得更加沉重。但无论如何，喜欢朱可夫胜过巴顿的作者还在继续负重前进；而此书敲响的这一声警钟，也总还有可能在更多为学者、育人者人心中触发一丝回音。最重要的是，倘若河清终还可俟，那必然也只能是所有志洁者付出类似努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