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远行，去远行，在意义的天际”

    在当代阿拉伯诗人中，阿多尼斯是以一位卓越的思想家诗人而独步诗坛的。如果说，豪放不羁的诗人阿多尼斯让逻辑“倚着一根断杖入睡”，任由诗歌的精灵欢舞不眠，那么，作为思想家的阿多尼斯，却在笔下唤醒了逻辑和理性。在丰富的诗歌创作之外，阿多尼斯著有大量关于文化思想与诗歌理论的著作，并常年在报刊撰写文化、政治评论与随笔。迄今，他已出版了二十余部这类散文著作，展示出富有理性、精深广博的大思想家本色。

    日前，外研社推出了阿多尼斯第一部中文版文选《在意义天际的写作》，中国读者得以从中领略作为杰出思想家的阿多尼斯，领略其散文作品荷载的深邃思想和浓郁诗意。这部“文选”共收入三十余篇文章，分为三辑：第一辑包括作者深入反思阿拉伯文化、社会与政治的杂文；第二辑纳入作者谈诗论艺的若干篇什，还包括作者几部重要理论著作的前言或绪论；第三辑收入作者的追忆杂感、短章随想以及在多地游历后撰写的诗体散文。

    阅读第一辑的13篇杂文，读者可以发现，阿多尼斯对阿拉伯社会、文化与政治的批判，是异常尖锐、猛烈的。在他的笔下，阿拉伯“已沦为一个纯地理的概念”，是“被西方玩得团团转的一只皮球”；甚至，“在文明创造的意义上，阿拉伯人已濒临死亡”。阿多尼斯坦言，他和当代大多数阿拉伯知识分子的深刻区别，在于他对阿拉伯文化的根源与问题“发出根本性的质疑”，因为“一种文化，不经过分析、批判去重新审视其根源与问题，终究是僵化和封闭的文化”。思想家阿多尼斯犀利激烈的言辞，带有强烈的诗人色彩。他的表述未必全面公允，他的立论也不以严谨缜密见长，但他鲜明的立场注定要在阿拉伯思想史上留下清晰的印记。他的作品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危机四伏的阿拉伯世界，但这也是一个不无希望的世界，因为来自一个文化内部的深刻反思与批判，恰恰说明这个文化具有革新与进步的可能性。因而，尽管阿多尼斯屡屡谈及“阿拉伯人之死”，但他的在场，他的呐喊，却让人看到阿拉伯民族与阿拉伯文化绝地再生的希望。

    阿多尼斯作品中的批判意识极为鲜明，因此，在阿拉伯世界许多人的印象中，他是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者。这是一种令人遗憾的误解。其实，阿多尼斯对阿拉伯文化遗产的深厚学养，对发掘、重估阿拉伯文化遗产的重要贡献，在当代阿拉伯文坛与学界都是罕有其匹的；同样不多见的，是他对传统文化之利弊所持的清醒冷峻的认识。他较早就意识到要去除传统的弊端，必须借用传统内部的工具，借以达到超越传统的目的。因此，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他就致力于完成一项宏大的文化工程：重新审视阿拉伯传统文化和诗歌，在此基础上建立阿拉伯新文化、新诗歌。

    除了丰富的诗歌创作以外，阿多尼斯迄今为止的文化与思想生涯中，有几个重要节点值得一提，这在“文选”的第二辑中也有所呈现：

    1957年，他和友人共同创办《诗歌》杂志，此后又独立创办《立场》，两刊成为阿拉伯新诗理论和实践的首要阵地，对于阿拉伯新诗的发展厥功甚伟。上世纪60年代，他编缉出版三卷本《阿拉伯诗选》，这是诗人以现代性的独特眼光，审视阿拉伯诗歌传统的成果，“业已成为阿拉伯诗歌艺术和美学上的首要参考”。1974年，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了四卷本煌煌巨著《稳定与变化》，旨在重新解读阿拉伯文学史、文化史。他据研究得出结论：稳定与变化是阿拉伯历史中相随相伴的两个因素。变革与创新的思想代表了阿拉伯文化最为宝贵的成分，但与之相对的稳定、因袭思想，却在阿拉伯历史中一直占据主流并延续至今。阿拉伯民族的出路在于“将阿拉伯人从复古主义中解放出来……然后，在真正的人文意义上将人视为创造者和变革者，而不仅仅是继承者和因袭者”。这部巨著出版后引起震动，被公认为阿拉伯文化与诗歌研究的当代经典。1992年，阿多尼斯出版论著《苏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在他看来，苏非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重新解读宗教传统，赋予这一传统新的意义，这使得阿拉伯人能够从伊斯兰教内部，找到将宗教从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的宝贵精神资源。2011年，在经过多年努力之后，他又编选了四卷本《阿拉伯古代散文选》，让阿拉伯读者走进这座“在艺术方面几乎不为人知的大陆”，特别是其中丰富而珍贵、但一向被文学史所遮蔽的苏非主义散文遗产。由上述可见，与其说阿多尼斯是阿拉伯文化的“逆子”，毋宁说，他是这一伟大文化最有价值部分的“传人”。

    为实现阿拉伯社会的变革，阿多尼斯主张根本地、全面地撼动社会制度赖以建立的文化基础。对以文艺、尤其是诗歌促进社会的变革，他有着传教士般的信念和执着。在《阿拉伯诗歌导论》、《诗歌时代》、《世纪末的开端》等大量诗论著作中，他提出了一系列诗学观念，认为：诉诸政治手段求变，其效应虽然迅猛却难以持久；而诉诸文艺改变世界，其方式虽然柔和，但潜移默化中影响更为深远。因此，文艺与诗歌体现的不仅是审美的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文化问题，是一个“关乎人、存在、人道与文明的问题”。新诗应该表达对人生、社会的全新认识，其核心是探寻、撄犯：探寻未知和未来，撄犯落后的文化与社会制度。诗歌应激发读者自由、革新与进步的能量，为他们照亮新的天际。诗人应该“以最优美的形式，对人与世界作最深刻的展望”。简而言之，“诗歌，既是政治又是艺术，既是道德又是忤逆，既是破坏又是建设。”

    阿多尼斯曾多次表明：“自由，是诗人的祖国。”“文选”第三辑（以及“代前言”）中的多篇作品，都以自由的思想为基点，对祖国与流亡地、东方与西方、自我与他者等主题作了富有哲理、耐人寻味的探索。在阿多尼斯看来，流亡既是一种真实的生活境遇，更是一种精神状态的隐喻。如何走出流亡地？他选择的方式，是对自己所属的文化作根本性的质疑，成为这个文化的叛逆者和主动的流亡者，“把自己从这个流亡地流放。不是流放到国外，而是流放在这个流亡地的内部——在我的民族、文化和语言内部。”他要在“祖国与流亡地之外，创造另一个所在”。诗歌，便是他赖以栖身的“既在流亡地和祖国之内，又在流亡地和祖国之外”的所在。在这些作品中，我们还能体会到阿多尼斯面对东西方问题时的困惑。一方面，他对母语文化的落后充满焦虑，对西方现代精神充满渴求；另一方面，他对东方文化蕴含的精神价值（尤其是苏非思想）极为珍视，对现代化、机械化造成的人的异化又满怀警觉。因此，在他的著作中，我们既能读到对颇具“前现代”特征的阿拉伯文化的批判、对西方现代理性价值的倡导，也能读到对具有形而上本质的苏非主义的钟情、对抗拒现代资本主义的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思潮的心仪。对自我与他者的思考，也始终贯穿于阿多尼斯的作品，伴随着他游历世界的足迹。在纽约，他看到了纽约，但更看到了自己的祖国；在伊斯坦布尔，他意识到：“土耳其伊斯兰应该成为向阿拉伯伊斯兰提出的首要问题”；在北京，他以轻灵的笔触写下沉重的思考：“我该把天安门当作一面镜子，以映照我的问题；我该把问题搭成一个舞台，让意义的太阳在台上展示……”对于阿多尼斯而言，“他者让我回归自己。似乎他者是一扇我透过其中看到自己生活情形的窗户，或是一束揭示我状况的光芒。”“个体身份独有的深刻意义乃在于他的行动，正是行动，使他有别于他人、特立于他人。”换言之，与其说身份取决于过去，不如说它取决于未来。

    作为杰出的诗人和思想家，阿多尼斯对当代阿拉伯文化的贡献是巨大的。他让阿拉伯当代诗歌走向世界，并让世界领略了阿拉伯文化不为人知的深度与活力；更重要的，是他为当代阿拉伯文化输入新的价值观念和美学标准，激发了这一文化内部的变革力量。尽管阿多尼斯的远见卓识，尚未引起阿拉伯文化界足够的共鸣，这位注定属于“明日”的思想家诗人，还屡遭停留在“今日”、甚至“昨日”床榻上的人们误解与非议，但是，公允的论者应该会作出判断：阿多尼斯，不仅是当代阿拉伯诗坛、乃至世界诗坛的一位大师，他还是矗立于阿拉伯当代文化顶峰的极少数巨匠之一。

    2009年，阿多尼斯的第一部中文版诗选《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出版，并在迄今的三年多时间内七次重印，创造了新世纪诗歌出版的一个小小奇迹。可以预料，《在意义天际的写作：阿多尼斯文选》的出版，也会受到中国读者的关注和欢迎。那么，就让我们在阿多尼斯创造的“意义的天际”，再作一次远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