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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与流亡地之外的另一个所在》节选
我所属的内部，是我并不认同的流亡地。正因如此，我在内部的两岸——在本源的此岸与探寻、等待的彼岸——之间游移。在造就了不义和压制、剥夺和排斥的过去与未知的将来之间，我悬于半空：拒绝回归过去，却又不知最终走向何处。在等待终点的同时，我用我的语言，漫游于我语言之内的另外的所在。对我而言，诗歌变得不仅仅是诗歌，它是海洋，大千世界的万物万象，主观和客观、内在和外在，本质和过程，都在其中汇聚碰撞。诗歌是我的自由的祖国，是我疑问和叛逆的战场。我应该把它变成神话，以便和流亡地的神话遥相呼应。这或可以解释我何以钟情于历史。为了照亮我的流亡地，我应该照亮我发源于其中的源头。在照亮的过程中，我感觉内部或外在的流亡地给人提供了动力，因为它让人的能量得到高度发挥和解放，这体现在想象力、现实和创作等诸多层面，它也让生命与动态的世界直接接触。仿佛人只有创造流亡地，创造自己的祖国，他才算真正地活着。仿佛外在往往是源于内在的一种拯救。仿佛外国或异乡，能够在根基和本源、传统和历史之外，创造一个更高境界的祖国认同。或者说，仿佛自我也诞生于他者之中。
有一次，我在巴黎创作的一首诗中写道：“‘外部’不是我家园，‘内部’于我太狭窄”。这能够解释我所栖身的超越疆界的另一个所在，它在流亡地和祖国之内，又在流亡地和祖国之外。
在此，阿拉伯语是我的语言，是我人类和文化归属的语言，它是那个所在的轴心，是它的土壤，是天际，是意义的要素，是反叛的空间和自由的天空。祖国消融于、存在于流亡地之中，流亡地消融于、栖身于祖国之中。
我的身体出生在一个深渊中，它本身也变成了深渊。流亡地不是我附加于生命的事物，它是我的生命本身。
《影与光》节选
在历经挫折、伤痕累累的阿拉伯生活又被各类事件震动的背景下，我不禁要问：什么时候，阿拉伯作家能重新审视自己的作品，并且向自己发问：我写了什么？我正在写什么？我的语言是在政治和传统之树上栖息呢，还是正在开辟新的天地，奠定另一种政治？我是在追逐时代、让大众理解我、为我鼓掌呢，或是试图开创新的写作时代？我是在顺应现实，以便获取实惠与利益呢，还是在撼动现实，以便充分发挥人的创造能量，去变革和建设？我写作是为了占据一把交椅并且安坐其中呢，或是为了前行、进步、攀登？
我归属其中的那个世界，为什么愈来愈黑暗？
为什么我自己也几乎成了这黑暗的一分子？
《影子的舞台》（节选）
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如果不将他人置于死地，便感觉不到自己活在世上。他仿佛在重复该隐对其兄弟亚伯的所为：“不结束我兄弟的生命，我的生命就无法开始。”
仿佛“虚无”是“存在”的条件。
对于这种行为，我们中有些人加以默认，有些人公开接受，还有人表示赞成和支持。
我们该如何分析这些现象？
如何能够认同一个鼓动他人从事这些行径及类似或相关行径的“文化”？
难道我们阿拉伯人只钟情于死去的“躯体”，不仅仅在语言上，而且在思想、宗教乃至生活中也是如此？
或者：似乎在阿拉伯伊斯兰的主流思想中，生与死之间已不存在间隔和距离。
或者：似乎这一思想丝毫感受不到对人的需要，除非是作为杀戮者或被杀戮者的人。
或者：似乎那个我们称之为“人”、那个根据神的形象被创造的生物，在这一思想中的存在只是作为砍人的“剑”或被砍的“颈”。
或者：似乎这一思想只关心在“大地”上铺展连绵不断的人头的宴席，向“天空”致意。
尽管如此，这一思想却笃信自己颠扑不破，其所言所道皆为“真理”与“真相”。
不由得令人再次感叹：我们何其可悲！我们何其可憎！于是乎——
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没有贫穷和愚昧；
没有监狱和黑暗，人们各得其所；
自由如阳光普照，幸福洋溢人间；
公正如日常的食粮；
其中只有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人，或者信教者与异教徒，诸如此类。
这个世界多么伟大！祝福生活于其中的人们！
于是乎……
在独一无二的伊斯兰经验持续了十五个世纪之后，一部分穆斯林把这一经验矮化并局限为：你是什叶派、逊尼派还是受保护的异教徒？你是阿拉伯人还是库尔德人？生活中女人应该露脸还是蒙面？
再次感叹：这个源于伊斯兰经验、却将这一经验如是矮化的“文化”何其伟大！
于是乎……
由于这一“文化”的“功劳”，生活变成一场屠宰，思想变成对杀戮合法性的解释，或变成扼杀理智的工具。阿拉伯的生活场景也发生改变：从诉诸理性变成兵戎相见，从对话变成残杀，从人道之谊变成兽道之争，从以人为本变成以物为先。这是一种“前文化”，被浸泡在暴力的陈醋之中。其中只有宗派—民族，个体、人和具体的存在不过是个字眼而已。没有审美、没有知觉、没有美感、没有知识，只有一团字面上的群体的烟云，漂浮在以“否”为核心的传统上，其要旨还包括流放、弃绝、驱逐、近乎种族主义的歧视。我知道，有很多穆斯林拒绝并谴责这一文化。但是，我要问他们：仅仅这样就够了吗？我们仅仅说“这不是伊斯兰文化”，这就够了吗？
《诗歌的未来，未来的诗歌》节选
诗歌如何对抗这支庞大的敌人的队伍？
我不知道。尽管如此，我还是试图向你们道出源自我想象与经验的内心设想，并假设我自己生活在新的世纪。在此，我倾向于认为：诗歌同“无形之物”、同内在的、心灵真谛的联系应该更加密切，应该更坚决地拒绝来自外界的一切成命，拒绝被纳入某种意识形态、某个政权或某个机构的彀中。诗歌应更加坚信：它拥有自身独有的特征，与那些技术的、文本的特征迥异。如果说拥有多种手段的传媒，使用技术和宗教文本的机器侵入了宇宙和人文的领域，其地位愈益显赫、势力愈益庞大，那么，与之相对的诗歌，应更专心于探索这一强劲的侵入者无法觊觎的领地：心灵、爱情、疑问、惊奇和死亡的领地。诗人在感受沙漠的空间正在扩大的同时，也会愈来愈真切地意识到诗歌有其目标——但不是传统意义上意识形态和政治的目标，也不是使诗歌沦为某个宗派或外界某物服务工具的目标。作为一种最崇高的表达人的方式，诗歌代表的不仅是词语之间的关系，还代表了同世界和万物的关系。诗歌语言是有目标的，因为它旨在揭示上述关系。这一目标要求诗人最大程度地了解语言，了解人和世界，要求诗人用最优美的形式，对人与世界作最深刻的展望。这样，就要求诗人不断创造新的表现手法。
……
我还认为：诗歌绝非读者和其他任何事物间的中介，不会向读者提供什么答案。诗歌更是一种力量，能让读者回归自身，将他越来越深地引入内心世界，让他向自身、向世界提问，并自己去发现问题的答案。换言之，与其说诗歌是文学，不如说它是火焰。诗人在创作和思考的时候，应该犹如驻足巅峰一样，能够放眼四方，洞察一切。
……
你们知道黑格尔曾说过：“艺术已成为属于过去的问题。”可我要说：艺术是属于未来的。我还要走得更远，我说：未来是属于艺术的；而诗歌终结的时代，不过是另一种死亡。
诗歌没有时间，诗歌本身就是时间。
《北京与上海之行：云翳泼下中国的墨汁》节选
薄暮时分，黄埔江畔，水泥变成了一条丝带，连接着沥青与云彩，连接着东方的肚脐与西方的双唇。
金茂大厦正对天空朗诵自己的诗篇。雾霭，如同一袭透明的轻纱，从楼群的头顶垂下。天空叠足而坐，一只手搭在西藏的肩头，一只手搂着纽约的腰肢。
外滩人行道上，妇女们一个个闪亮而过，用她们的睫毛，抓住时间，狩猎距离的飞鸟。
我打量着，看宇宙之蛹如何破茧而出，如何在机械的周围伸展身子。而操纵这机械的，是一个并非来自现实、也非来自神话的神灵，它来自另一个创世的伤口，另一个幽冥的所在。
在天际，有一个声音在低语：“人啊，你弯曲的脊梁，是劈开世界的另一道深渊。”
此刻，我可以道一声“再见”了，然后返回人民广场的国际饭店，将我的头埋进痛苦之被褥。这痛苦，如阿拉伯人一样，也如同宇宙——这个抽泣得几乎窒息的儿童——一样。
没有谕示。
然而，我略有伤感，因为机场安检不许我将一瓶中国墨汁带上飞机。
那么，我要向构成这墨汁、形成这华丽的黑色液体的一切元素致歉。
没有谕示。然而，生命一定要长有翅膀，翅膀一定要在语言的怀中扑扇。可是，别了，上海，如果我未曾再一次将你造访，我担心人们会说：
“他在这世上来了又去，却一无所见。”
纸，已在问题的墨汁中旅行，
墨汁，已在声音中旅行，
你呢，声音，你要前往何处旅行？
《短章集锦》节选
谁阅读了那些评论阿拉伯历代伟人（从穆太奈比到塔哈·侯赛因，也可以说从伊斯兰初期到纳赛尔时期）的文章，就会发现：我们历史上的伟人，似乎是为了被歪曲才被创造的。
怪哉，我们的阿拉伯生活：
其中复活的死者，
多于其中诞生的婴儿！
“现时”犹如一位老翁无法行走，
除非倚靠着“过去”的拐仗。
历史：
烟雾从它的嘴里、手中和眼眶里升腾。
他见到无数天使，
但他未见到一朵玫瑰，
在任何一位天使的手中。
黑暗来临，趴在万物的身上，
光明为什么步履迟缓？
光明为什么不来临？
我羡慕你，负重而不安的人——
你在这黑暗的汪洋里
继续向着光明游去！
石头呻吟着
在苏美尔和法老石匠的凿子下，
不过，它却有着神灵的形状。
去远行，去远行，
在意义的天际。
（摘录自《在意义天际的写作：阿多尼斯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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