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安葬的中国情缘

    2008年，司徒雷登骨灰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的文星苑，没能陪伴在父母和弟弟身旁。墓碑上影印着他的半身照片，下面只写着一句中英文对照的身份介绍：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因心脏病突发在华盛顿去世，终年八十六岁。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因中风后遗症行动艰难。1955年，预感自己来日无多，司徒雷登写下遗嘱：“约翰·司徒雷登，又名杰·司徒雷登，在头脑健全并有决定能力、有记忆力及理解能力的情况下，兹订立、签署、钤印、发表和宣布以下内容为我的最后遗嘱……我指令将我的遗体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遗体为邻；我并指令，如果此种安葬证实不可能，则上述骨灰可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此种决定及变更之选择由我的朋友和同事菲力傅及其妻子作出。”

    火化并不符合基督徒的习惯，为了便于安葬在万里之外的中国故园，司徒雷登愿意化为一捧灰。写下遗嘱的时候，他的两个“祖国”垂下铁幕，不共戴天。他知道，这最后的愿望很难实现了。

    四十六年终入土

    遗嘱中的菲力傅指傅泾波，满清贵族后人，燕京大学政治系毕业生。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傅泾波夫妇陪伴司徒雷登左右，直至跟他去美国，照料晚年生活起居，为他养老送终。用司徒雷登的话说：“他就像我的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

    1962年后，傅泾波将司徒雷登的骨灰存放在自己家中，一直等待合适的时机送到中国。终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1973年傅泾波受邀重返燕京大学，提起司徒老校长的遗嘱，被拒绝。中美相逢一笑泯恩仇，多少宿敌成新友，中国的老朋友司徒雷登的罪名却不能轻易洗刷。他是毛泽东笔下在人民口号声中“夹起皮包”溜走的“大使老爷”，“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很难葬在他亲手打造的“文化侵略园地”燕京大学的校园里。

    1984年，傅泾波再次访问北京，趁机又提出将司徒雷登骨灰回葬的请求，未获答复。两年后，经胡耀邦批示，北京大学致信傅泾波，同意将司徒雷登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他曾经的校长寓所临湖轩。该方案因遭到个别燕京校友反对未能实施，反对的原因是“司徒雷登是毛主席点名批评过的人”。

    1988年，傅泾波带着遗憾去世，其儿孙继续为完成司徒雷登的遗愿奔走。1999年初，北大表示可以“低调”安葬司徒雷登骨灰，不料当年5月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美国轰炸，中美关系骤然紧张，回葬计划再次搁浅。又经过近十年斡旋周折，2008年，司徒雷登的骨灰终于在中国入土为安——不是在燕园，而是在他出生的地方：杭州西湖畔。

    耶稣堂弄里的美好童年

    司徒一家与杭州结缘始于1869年。当时杭州是中国江南一带基督教布道中心。他的父亲约翰·林顿·斯图尔特是一名美国传教士，从普林斯顿神学院毕业后只身来杭。为了真正融入下层人民生活，学好中国语言，约翰·林顿在一间鸦片烟馆的楼上租了个房间居住。因工作劳累、营养不良，三年后，身体衰弱的约翰·林顿回美国短暂休养，其间他结识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姑娘玛丽·霍腾，两人结婚后共赴中国。

    约翰·林顿过上了规律富足的家庭生活，在西湖边贫民区的一个小弄堂里，他们建起一座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二层小楼。1876年，长子约翰·雷登·斯图尔特在这里出生。孩子长大后，根据斯图尔特的谐音，给自己取了颇具中国传统色彩的姓氏“司徒”。于是，他被叫做“司徒雷登”。

    在司徒雷登成长的小弄堂里，他的父亲参与建立了教堂和学校，母亲建了女子学校。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来此安家落户，这里渐渐被当地人称为“耶稣堂弄”。

    司徒雷登的三个弟弟也出生在耶稣堂弄。母亲是他们的家庭教师，安排他们和中国小孩交朋友一起玩耍。那是司徒雷登一生怀念的美好童年：“春节的宴会和社戏、元宵节的美食、西湖游船上的花灯水榭，种种记忆，始终在我的头脑中娓娓回放，不可磨灭。”

    司徒雷登十一岁时，父母为了让孩子得到更好的生活和教育条件，把他和弟弟们送回美国上学。初到美国，他们用筷子吃饭，用中文唱赞美歌，有时穿中国服装，对美国的语言和文化显得“无知”，他们成了从东方回来的小怪物，走到哪里都被围观。

    在私立学校呆了好几年后，司徒雷登终于感到变成了一个“正常的美国男孩”。1899年秋，司徒雷登进入协和神学院深造。毕业后，出于对宗教事业的热忱和对中国的怀恋，他决定和父母一起传教。

    讲杭州土话，通孔孟之道

    1904年，义和团烧教堂、杀洋人的风波刚刚平息不久，三十岁的司徒雷登带上新婚妻子艾琳返回“故乡”杭州。司徒雷登对传教有着自己的理解。“想要让中国人皈依基督教，绝不能煽动他们放弃他们自己的祖先崇拜，否则定会适得其反，后果不堪设想。” 随着对中国文化研究的深入，他找到了打通基督教精神与中国传统伦理的钥匙：孔子的“仁”，与基督的“爱”。他很喜欢《论语》中的一句话：“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更钦佩孟子的思想，认为孟子代表先进社会学说，“闪耀着民主的精神”。他认为基督教要在中国产生影响，必须本土化：一方面传教士要研习中华文化，了解中国国情；一方面要支持培养中国自己的宗教领袖，实现中国教会的独立。

    在杭州传教的三年中，司徒雷登搞了一条“船房”，开着它漂遍广大乡村，操着一口地道的杭州土话。此后在中国的漫长岁月里，凭着过人的语言天赋，司徒雷登学会了普通话、上海话、南京话，但一开口总带着杭州味儿。他以此为傲，因为杭州话“听起来很具音乐韵律感，且比其他方言表达更丰富”。

    司徒爱吃知味观的馄饨，还常去河坊街王润兴饭庄，点菜相当讲究：“件儿要瘦，肥了倒胃；木郎豆腐多放胡椒，要烧得入味；响铃儿要熬稍。”“件儿”指五花肉，“木郎豆腐”指鱼头豆腐，“熬稍”是快的意思。不是杭州本土老饕客，根本提不出这些门道，不是本地有经验的伙计，也听不懂他这些要求。

    1913年，司徒雷登父亲去世，葬于九里山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墓地。司徒雷登受金陵神学院邀请到南京执教，母亲也跟着离开了杭州。耶稣堂弄的二层小楼，由南长老会的传教士家庭继续居住。1949年后，这里成为浙江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和杭州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职工宿舍。

    第一把荣誉公民金钥匙

    1946年，已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受到杭州市邀请回乡度假。接风宴会之后，他第一站去了九里山墓地，这里长眠着他的父亲、母亲、两个英年早逝的弟弟，还有十几名来华传教士。司徒父亲的墓碑上用英文写着：“享年七十三岁，在华传道凡四十年；公正的道路，像一条灿烂的光线，投射到世界美丽的一天。”（1964年，杭州发起了一场“清理西湖风景区坟墓碑塔运动”，九里山被夷为平地。）

    市长周象贤为司徒雷登举办了一个庆祝他在杭州出生的仪式，并授予他荣誉公民称号，赠给他一把象征身份的金钥匙。这把钥匙由纯金打造，长7.9厘米，厚1.5厘米。正面刻着三潭印月；背面写着“杭州市荣誉公民司徒雷登先生，市长周象贤赠。民国三十五年十月十九日”。司徒雷登是杭州第一位荣誉公民，也是获此身份的唯一外国人。此后两年，白崇禧、李宗仁、黄绍竑、张群也获此称号，他们或曾在杭州抗击日军，或曾主政杭州为市政建设做出特别贡献。

    2005年，复建的司徒雷登故居对外免费开放。2006年11月，傅泾波的幼子、美国第一位华裔陆军将军傅履仁，来到故居捐赠了司徒雷登的遗物，其中包括荣誉公民金钥匙。一扇紧闭近半个世纪的大门终于开启，露出一线曙光。

    他的遗嘱希望与夫人合葬燕园，但燕大墓地在“文革”初期被推平，夫人墓碑已无处可寻。司徒夫人1925年逝世于北京，是燕大墓地的第一位居民。晚年回忆录中，司徒雷登这样描述夫人逝世后的心情：“我们的婚姻生活美满幸福，生命中曾拥有过她，我这一辈子也知足了。我绝不愿意再娶，而且独身其实也没什么不好。” 

    2008年，司徒雷登骨灰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的文星苑，没能陪伴在父母和弟弟身旁。墓碑上影印着他的半身照片，下面只写着一句中英文对照的身份介绍：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第20期，作者江仙，2012年10月出版，定价：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