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逸有度袁宏道

    我最为推崇的，是中郎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一种适度与适意。比如修禅，他追求禅净结合，没有当时流行的狂禅之风；受晚明时代士风影响，他娶小妾，挟妓女，好娈童，并直言不讳地说自己有‘青娥之癖’，但不任情，不放纵，节制有度，不像同时代的屠隆那样沉迷其中不能自拔；他的性格，既无李贽的偏执孤傲，更无徐渭的怪诞狂放，为人既豁达又严谨，既非道貌岸然、迂腐酸朽，也非放浪形迹、狂荡不羁，而是疏密有致、放逸有度。

    近几年，我一直关注着曾纪鑫的写作走向。我从早晨开始捧读他的新著《晚明风骨·袁宏道传》，一口气读到第二天凌晨，都保持着阅读的兴奋；掩卷之余，仍觉意犹未尽，沉浸在作者的文采与思想之中，并未察觉其打破传统传记形式的“四不像”写作有何不妥，相反，我认为这种写法深得袁宏道“以心摄境，以腕运心”、“不拘格套，独抒性灵”的精髓真谛。

    在资料的收集上，曾纪鑫“尽可能地将书斋研究与田野调查结合在一起”。他探寻袁中郎墓的几次经历充满曲折：“第一次‘单枪匹马’没有找到，第二次‘兴师动众’好不容易才探得墓址，并意外地见到了字迹漫漶得难以辨识的袁中郎墓碑”。18年间，他努力搜求涉及袁宏道的各种资料，除了跑图书馆、逛老书店、淘旧书摊，还通过网络搜购相关书籍，通过学术期刊网下载研究论文和著作，可以说他将袁宏道存世的作品都“一网打尽”了：其中包括《西方合论》的两种全文版本，以及长期以来被认为已失传的袁宏道的两部禅学著作《金屑编》和《珊瑚林》。

    正因为占有了大量资料，所以作者发现既有“大量研究论著或论文中的舛误与硬伤，可谓比比皆是”。即使钱伯城编校的《袁宏道集笺校》这样的权威典籍也存在一百多条舛误与疑问。这也从一个方面显示出袁宏道研究的薄弱。于是，读者在阅读《晚明风骨·袁宏道传》时，会不时看到作者纠正既有研究中的谬误。他大胆地论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袁宏道是中国古代文学家中受佛教影响最深、研究佛教最精、禅悟把握最透、佛学创作最丰的一位，无人能出其右。即使从纯粹佛学角度而言，也足以称得上是一位禅学大师。严格说来，袁宏道的研究与创作，佛学超过了文学，就其个人比较而言，佛学成就应居第一，文学第二；而文学理论超过创作实践，作品尤以散文为佳，诗歌次之。”

    在构思如何写作《晚明风骨·袁宏道传》时，作者也颇费思量。他在该书《自序》中写道：“经过一番三易其稿的折腾与踌躇，我决定在不失严谨学风、严密考证、冷静思索、客观叙述的前提下，打破某一固定体裁的限制，尽情抒写，就像黄遵宪所说的那样‘吾手写吾口’。只要能够很好地厘清事实、阐明原委、塑造人物、反映时代、表达思想，即使人物传记、论著、纪实文学、文化散文等体裁元素兼而有之，哪怕弄成一个‘四不像’，我也在所不惜。”

    《晚明风骨·袁宏道传》中塑造的袁宏道，不仅与大修、小修兄弟的人生道路不同，而且与他敬仰的前贤徐渭、李贽以及同道汤显祖、董其昌、江进之等人性格相异，从而确立了袁中郎独特的“这一个”形象，让读者看到了一个举止潇洒的“真正的性情中人”、一个在乱世中保持品味品行的“适世之人”。作者说：“我最为推崇的，是中郎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一种适度与适意。比如修禅，他追求禅净结合，没有当时流行的狂禅之风；受晚明时代士风影响，他娶小妾，挟妓女，好娈童，并直言不讳地说自己有‘青娥之癖’，但不任情，不放纵，节制有度，不像同时代的屠隆那样沉迷其中不能自拔；他的性格，既无李贽的偏执孤傲，更无徐渭的怪诞狂放，为人既豁达又严谨，既非道貌岸然、迂腐酸朽，也非放浪形迹、狂荡不羁，而是疏密有致、放逸有度；他认为人生天地之间，不外乎入世、出世、玩世、适世四种，儒家的入世、佛家的出世是两种极端，而道家的玩世又有点不恭，遂取一种适世而称心的姿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做‘凡间仙，世中佛，无律度的孔子’，将道、佛、儒三者结合在一起；他独善其身，追求个性，彰显自我，却表现得自然而随意，散淡而通达……”

    和其他作者相比，同样写晚明，曾纪鑫则通过袁宏道的生平际遇串起了从李贽、公安派、竟陵派直到张岱、王夫之等几代文人，从而让人看到了在那昏聩的年代里什么叫做斯文扫地，让人明了为什么在诸如魏晋、晚明和清末等时代会有那么多文人逃禅论道、闲话风月、装傻佯狂，因为他们“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信条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每个时代的历史真相。我觉得，作者是在通过一个人物来剖析一种现象，从而阐述一种特殊的历史规律——这可以说是他新历史主义写作的重要贡献和主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