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局限加人性弱点铸就袁氏悲剧

    自袁世凯去世后近百年来，关于他的传记、学术著作以及影视作品可谓汗牛充栋，近期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洪宪梦》(王燕琦著,语文出版社2012年9月第一版)有其独特价值。我认为这本历史小说有三点值得肯定：1、史实层面言必有证，在历史场景的细节方面追求最大限度的还原；2、保持对历史人物的道德评价方面的克制，刻画人物尽量秉持中立客观的态度；3、场景描写和人物对话都具有一种“民国范儿”，实为难得的历史小说佳构，亦可作为研究民初北京民俗风物的读物。

    《洪宪梦》撷取的时间段是民国四年（１９１５）夏到民国五年春这多半年，袁世凯在“皇帝梦”的诱惑下，一改平生审时度势的风格，步步滑入其人生的悲剧，在君主立宪派及阿谀奉承之徒的鼓吹推动下，演出了一出“洪宪帝制”的政治闹剧，又在梁启超、蔡锷等人的讨伐声中，被迫取消帝制，最后落得个众叛亲离、万人唾骂的下场，结束帝制、创建民国的英名毁于一旦。

    后人读史，容易有“事后诸葛亮”的智力优越感。今天看来，袁世凯称帝是愚蠢至极，但若把自己放置在当时的历史场景中，一代枭雄如袁世凯，在各种因素的合力下，出“昏招”也并不意外。

    对袁世凯为什么要称帝，近百年来，史家做过各种解读。王燕琦避开了这类学理性的争论，而以小说家的笔触，运用历史考据与细节描写，描摹了一个个性鲜明的袁世凯，同时生动鲜活地铺陈了袁氏逆潮流而动的历史过程，由此也展示出了开历史倒车的政治逻辑。

    用书中人物梁启超的话说，君宪与共和，并无优劣之分。若能还权于民，权力能得到有效的制衡与监督，真君宪胜过假共和。然后在现实政治中，选择君宪还是共和，必须受制于历史之情势。这就是梁启超为什么在清末鼓吹君主立宪，而当袁氏以行“君宪”之名复辟帝制时，坚定地捍卫共和，因为梁氏能看清历史大势。清末“预备立宪”，国人还对清廷抱有幻想，立宪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亦有相当的合理性，此时若行君宪，或可以挽狂澜于既倒。然清廷当国者如监国摄政王载沣等人颟顸而自大，“皇族内阁”一出笼，令天下士民寒心，武昌起义枪声一响，共和成了必然的选择。从此，“君宪”之梦，覆水难收。

    袁世凯所处的时代，以及他的经历，决定了他是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的过渡人物。清末士林评价袁氏乃“不学有术”。他颇具政治智慧，然而其学养与儒学功底，远不如前辈曾国藩与李鸿章，因此所谓“君臣大义”，在他心中倒不是障碍，而对共和、宪政、民主这些现代政治学的概念，确是茫然不解。他是被历史的潮流推向“中华民国大总统”的位置上的，包括他在内，中国当时诸多政治精英并不知晓“共和”的精髓。以“术”之成熟老道在政坛沉浮数十载的袁世凯，无理想主义情怀，唯有利害之计较，面对“国体之争”这样中国第一号的政治问题，作为当局者，误入歧途亦在意料之中。

    当然，袁世凯的利害计较，不仅仅指皇位之尊荣、子孙之富贵，我们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代枭雄，他也有对国家利益的考量。袁氏与其同时代的人，包括北洋僚属冯国璋、段祺瑞等人，也包括政敌孙中山，乃至后来的蒋介石，面对中国疆土之广、人口之多、民生之苦、外患之重、体制之积弊的现实，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高效率的中央政府和有威望的强势领袖控盘，乃是共识。

    袁世凯当了大总统后，皇权覆亡，共和草创，从制度层面至文化层面，在中国尚属刚刚起步，效率低下、积重难返乃情理中事。《洪宪梦》中第一章，袁世凯见英国公使朱尔典时说的一番话：“眼下所谓总统权力，其实尚不如当年我做直隶总督的权力便宜，办起事来处处掣肘，因此这些年办共和，也没有办出什么名堂来。”

    像袁世凯这样传统的政治人物，要办大事必须集权简直就是一种执着的迷思。袁氏败亡后，孙中山偏处南方一隅，处于军阀势力的夹缝之中，最后选择了师法苏俄。效仿其党国体制，以党领军，以军领政，党首掌握军权，以军力为后盾，用党的组织掌控社会各个层面，因此有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步走计划。而袁世凯当大总统时，“十月革命”尚未发生，即便是天纵英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袁氏怎么可能无师自通，想出列宁、斯大林的套路？因此，对袁氏而言，如何集中权力维护国家利益，恢复帝制就是一种路径依赖。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局限”，袁氏无法突破这种局限。人普遍的心理是容易相信他愿意相信的事物，基于他这样的见识，那么无论是其长子袁克定，还是政客杨度，或者洋顾问古德诺等人，主张恢复帝制的言论就易入袁氏之耳。即便无书中所描绘的袁克定专门出版一张《顺天时报》来欺骗乃父的故事，袁世凯同样会相信恢复帝制乃顺民心应天意。——有了“心魔”，就会产生信息的自我屏蔽，“兼听则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

    历史局限和人性弱点叠加，是铸就袁氏悲剧最重要的原因——这是我读《洪宪梦》最深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