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书后篇

    赠书一定先写书，否则无书可赠，赠书也就无从谈起。我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写书，头一本书是《美帝侵略台湾简纪》，是奉命写作的一本小册子，做宣传用，约五万多字，没有向人赠书。真正买书送人是1957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北洋军阀史略》。当时稿费与书价有相当差距，稿费较高，书价较低，只消花费一小部分稿费就能买几十本书，分赠至好和亲友。以后十几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写书，不出书，当然也无赠书。直到80年代前后，改革开放，一切归于正轨。渐渐写书多了，赠书范围自然地扩大，随之也产生些不快与无奈，甚至有些事还让自己在精神上有侮辱感——上世纪末，在一次偶然的聚会上，遇到一位已高踞省部级高位的早年学生，他向我索要我的多种著述，并写给我’官邸’地址，让我将赠书派人送去，并趾高气扬地告诉我，将把我的赠书陈列在他的书房，好像‘恩赐’我一种’荣典”。可叹我既无秘书，又无司机，只好淡淡地说了句：“我赠书，只闻来取，未闻往送”，尴尬地结束了这次交谈。直至今日，他已下台多年。他既未来取，我也未往送。看来，这只是官场的几句应酬话，切莫认真当知音。

    为了申明我的赠书态度，我曾写过一篇表态文字，自己也主动缩小赠书范围。不久吴小如兄也写了一篇题为《也谈赠书》的短文，诉说赠书的各种苦恼。他反感那些抱着不要白不要心理来索赠书者，也不屈从有些人以“忠实读者”面貌，吹捧几句来骗取赠书。他主张：“赠送自己撰写的书，必须出于自愿，不宜存丝毫勉强”。我赞同这意见，并遵循实行，除了有赠书交往，仍是你来我往，投桃报李外，其他渐少理会。这就引起一些对我的闲言碎语，有的有一面之识的人，认为我出了几本书，有架子了。有人认为我不与朋友分享愉快，有人认为我抠门不愿买点书送人；但也有一些知心人的行为，令我感动。早在我出第一本略有学术含量的《北洋军阀史略》时，我曾送一本给系里学术前辈研究古代史的王玉哲教授。在世纪末时，某次，王先生来我家聊天，发现我架上无此书，当即说，我送他那本赠书已表明彼此友谊，而更重要的，应完整自己的著述积存，次日即派人送还。这种风格与胸怀，对我也是一种身教。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赠书的无奈也有了翻新。

    一是赠书流落。在新世纪刚开端，就有一位朋友从网上买到我的一本赠书，另有朋友从南方旧书店淘到我的赠书，先后寄给我，我很伤感，因为这些受赠者都是读书人，也是我的好友，生前一本本搜求积累，耗费多少精力，过世后，后人或为了腾空间，或不识这些书的价值，遂将他们先人的藏书一扫而空，投放市场。于是这些书到处漂流，辗转易手，使书品遭到“皮开肉绽，不堪寓目”的厄运。我只得含泪撕去原来的签名页，粗加修补，等待真正需用者。

    二是再造赠书。近几年，我常遇到熟悉或不相识的人，把我写的书，或亲自登门，或挂号快递，从几本到十几本，有的附上回邮或钞票，有的只是附一小笺要我签名，甚至要求题上下款或写几句跋，闹得心绪烦乱，但既送到面前，也只好签名寄还。于是别人买的书便再造成我的赠书，自己总觉得不自在。

    三是一些后学晚辈的强索赠书。这些人大多是比较熟悉，是书房的常客，带给我一些外界的街头巷议，哄我高兴。他们若见到有复本或样书，就涎着脸要我赠书，说是喜欢读我的书，更为了留个纪念，要我签名，软磨硬泡，终于拿到我的签名本赠书，满意而去，我则嗒然若失，只能无奈地叹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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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赠书引起种种不快，兼以日趋高年，顿然悟到赠书与个人，何如作公益。于是就改为向图书馆等公益单位赠书。我曾向南开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杭州国书馆和我的故乡萧山图书馆、方志馆以及绍兴一个农村图书室都赠过书。除了自己的著作外，还为赠书有点规模，把部分藏书也搭配进去，先后共达万余册。各受赠单位也认真对待，设专馆、专室、专架展示赠书，并供应阅览。我很欣慰这些书得到应有的安身立命之所，自以为找好了一条新的赠书之路。不料又带来了新的烦恼，使原有的赠书范围波及到我的其他藏书。从2004年以来，我收到过来自湖南、湖北、河南、江西、江苏、河北等地多封要求赠书的信，有的说为了在农村建立农村读书室，有的要我支持充实农村阅览室，有的表示“仰慕’，要我加盟他的名人藏书室……不是几本而是几十、几百本，真令人哭笑不得，难以应付，只能全不回应而回到原点上，与书友继续互惠交流。至于我的书如何处理?我仍坚持奉行乡先贤古越楼主人徐树兰的作为，化私为公，继续向有关图书馆捐赠，面向公众，使书得到“不散之散”的良好结局。

    一件事总有正负两面，赠书是好事，但难免又带来令人烦恼的负面效应。过去我写过一篇有关赠书的文章，是为“前篇”。现在把后来发生的事由再写一文，是为“后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