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郎朗30年

    郎朗说：

    “我爸做的菜世界第一。”

    到了美国，我们的生活环境有了很大改观，格拉夫曼先生也在学业上对我们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爱护。但是，我们还是有许多困难。在开始阶段，除了语言障碍，最大的困难，还是经济压力。我千方百计在生活上精打细算。

    每个月学校提供给我们的生活费是600美元，按道理是够了。可是，一年有3个月假期，假期是没有生活费的，所以我必须精打细算，把生活费平均分配到每个月，一年下来我居然结余2000美元。我日常做的家务，跟过去一样，也是打扫卫生，洗衣服，上超市购物买菜，为郎朗做饭。

    为了省钱，能不花钱的地方，我一律不花钱。比如说，家用电器我能在外面捡，就去捡，能用就行。美国人常常会把淘汰的家电家具扔掉，再去买最新款的。我们的电视就是捡的，家具也是捡的。美国的副食品尤其是蔬菜很贵。郎朗喜欢吃四季豆，超市要卖3美元一磅，太贵了。我就四处打听，哪里有便宜的菜市场。听说有一个“意大利市场”很便宜，不过，走路需要一个小时。为了省钱，同时我也不清楚怎么坐公共汽车，语言也很麻烦，于是我干脆走路去“意大利市场”买食品。果然那里东西很便宜。四季豆1美元3磅，鸡翅5美元4磅。我多数时候是跟别的家长一起去。后来发现，那里还有更便宜的菜，就是“扒堆菜”。 发现了“扒堆菜”之后，我总是花“two dollars”买20磅四季豆，一大堆。我总是跟人家讨价还价，“one dollar，two dollars?”结果买回去才发现，只有一半是好的，得花好多时间来择菜。郎朗喜欢吃肉，吃对郎朗来说很重要，他只要吃饱了，就什么灵感都来了。

    有一次去一个外国朋友家吃饭，吃到同样的四季豆，郎朗发现新大陆似的问我：“咦，这个四季豆跟我们家的怎么不一样啊？他们家的怎么这么好吃？这颜色怎么是绿的？”我心想，人家买的是新鲜的，我们买的是扒堆的，那能一样吗？不过，好在郎朗很领情。

    为了不打扰郎朗在客厅里练琴的节奏，我在厨房切菜时总是配合着郎朗弹琴的节奏切，我一边切菜，一边听着郎朗那边练琴。有一次郎朗问：“哎，爸，怎么你切菜跟我的拍子一样啊？”我笑了，什么也没说。郎朗每天练琴、看书、听曲，都会搞得很晚。我俩常常半夜3点钟开会，因为半夜里经常会出现灵感，有时候是讨论曲子，有时候研究下一步的走向和怎么样走向职业化道路。实际上，在柯蒂斯上课的第一天，我就开始在心里谋划，郎朗如何走这条路。郎朗经常夜里做梦，梦见跟莫扎特、贝多芬这些逝去的音乐大师对话。

    买“扒堆菜”的时光不算太久。郎朗有了演出以后，我们就结束了这段历史。郎朗18岁的时候，用自己演出挣的钱在费城市区买了别墅，还带小花园。那时还没有毕业，也是贷款买的。当时我们走了好几趟，越看越好，也没有多想，连价都没讲，就拿下了。当时美国经济好像出了问题，卖房那家人男的是搞计算机的，失业了，女的是按摩医生，他们两个人住不了那么大，想换一个小一点的房子。他们听说郎朗是钢琴家，也很愿意卖给我们。我们还兴致勃勃地买了台斯坦威钢琴，也是贷款的，贷款可以减税。后来，一个美国朋友，因为喜欢郎朗，他手里有一台霍洛维茨曾经弹过的钢琴，愿意无偿地送给郎朗弹。这台钢琴很珍贵，因为霍洛维茨弹过，郎朗弹的时候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我们不能关着门自己练

    我和郎朗心里装着宏伟的目标，必须在成年组大赛上夺标，我很明白，在成年组赛场上，竞争会更加激烈。所以，我们丝毫不敢松懈，我对郎朗的要求比在国内还严格。我对他说，这么好的条件，你不好好利用，那简直白活了。郎朗每天除了上课，练琴练得更加疯狂，有了一台斯坦威在自己的房间里，练琴更方便了嘛。

    学院里的大师课我每个礼拜必听，4场到5场音乐会，我是场场必到。学院的音乐会，是自己报名举行的，在我看来有点像擂台赛，报名举行音乐会的学生，都是非常有才能、有表现力的学生。到了柯蒂斯，跟过去在中央音乐学院一样，我跟郎朗依然是博采众长，虚心学习，我们不是关着门练自己的，只跟自己的老师学，我们同时还研究其他著名老师和最有才华的学生的长处。不同的是，柯蒂斯的条件更好，更开放，我们学习起来更方便。

    开音乐会的每个人的弹法，每个人弹的曲子，每个人的演奏风格，我都要研究。当然啦，郎朗也举行音乐会。这么好的交流切磋的机会，我们哪能放过呢？我跟郎朗这么商量：要先声夺人，一定要先展示自己擅长的，在学校确立一个比较高的位置。我们擅长的是大型协奏曲，比如拉赫玛尼诺夫、柴可夫斯基，等我们立住了脚，再慢慢学不足的地方，莫扎特、贝多芬，纯古典的等等。当时郎朗那拨学生，有4个最有才华的钢琴学生，三个男生，一个女生。

    先说3个男生。除了郎朗，还有一个美国男生叫加里森毕斯，他弹贝多芬，演奏古典曲目，非常厉害。他后来也成了独奏家，在国际上也很有名。在柯蒂斯的时候，他就弹得相当成熟，看他弹奏，好像是个阅历丰富的老人在弹似的。另外一个俄罗斯学生，叫宾杰曼，弹舒伯特，简直弹疯了，弹得那个好啊，那个连绵啊，那个美啊！这小子给人家伴奏，室内乐二重奏，太厉害了，谁都找他伴奏。我记得他弹舒伯特奏鸣曲作品959号，倒数第二首，简直太好了，让人目瞪口呆。那个俄罗斯女生叫科瑞迪娜，也不得了，音乐太美了！这是郎朗这拨同学。

    当时他们弹舒伯特、莫扎特、巴赫，简直神了。而且那几个最牛的学生，总是抱团，到哪都是他们几个在一起，他们从不跟别人在一起，谁也瞧不起。

    郎朗跟我在一起，我们成天研究曲子，练琴，学习。音乐学院的这些带有擂台赛意味的音乐会，让郎朗很兴奋，每场必看，我也跟郎朗一样一场不落。我不仅兴奋，还很冷静地研究他们各自的长处和短处，回到家里我和郎朗一起研究如何一点一点进步，最后一一打败他们。

    就是这样，我们天天跟他们学，天天磨炼。我们跟格拉夫曼学习，一点一点地长进，一点一点地拼，我们学得很快，弹舒伯特、巴赫、莫扎特。直到有一天，我们拿出来的莫扎特、贝多芬，全是最好的，把他们所有人全盖了。这回，轮到他们目瞪口呆了：

    啊，郎朗这小子这么厉害？！

    跟郎朗在一起，我的作用主要是解决老师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我们每时每刻在一起，所以我看到的东西与别人看到的是不同的。我的一点体会，在学习上，必须虚心，必须踏踏实实，诚恳地向别人学习，然后才能进步。

    告别比赛，

    郎朗选择职业化之路

    毫无疑问，在郎朗走向世界，特别是走向职业化的道路上，格拉夫曼先生是郎朗的恩师兼大伯乐，立下了最大的功劳。说真的，仅用“感谢”两个字，都显得太苍白了，我们一生都要好好感谢他。格拉夫曼对郎朗，简直就像是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加里·格拉夫曼是苏俄犹太人，他父亲是指挥家，也是小提琴家，年轻时候曾经在中国哈尔滨的白俄乐队当首席，还教过哈尔滨的学生，苏联革命，很多贵族和犹太人逃难来到中国。所以，格拉夫曼有着深深的中国情结，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热爱。格拉夫曼热爱中国文化，几乎每年都要来中国，足迹遍及包括新疆在内的许多地方，了解中国的变化。他的中文不错，有时候我就跟他直接说中文，进行交流。

    在纽约，我们的家和格拉夫曼住在同一条街，他家住路东，我们家住路西，他在卡内基大厅正门的对面，我们紧挨着卡内基大厅。他家是古典式的楼，我们家是现代的。他家一进大厅，就是一个非常古典的回音壁，整个大厅金碧辉煌，摆满了古董，仿佛是一座中国艺术博物馆，包括吊灯、窗帘，无不散发着艺术和美的气息。我走进他家的时候，仿佛进了一座宫殿。他做了22年柯蒂斯学院院长。

    格拉夫曼不仅是郎朗的老师，还是郎朗的经纪人，他帮助郎朗走向辉煌。

    1997年12月29日，我们签约IMG，并应邀去了格拉夫曼先生在纽约的家里上课。就是这次，格拉夫曼对我们阐述了他的想法。在交流中，为了更好地让我们理解，是英语和中文并用。当时不管是我还是郎朗，都惦记着那几项最重要的国际钢琴大赛，我们想去赛场上夺取大奖。但他表示不同意。他坚持说郎朗不应该再参加比赛了，而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到演奏本身。他对我们解释说，比赛的胜利只是一时的，而把整个精神放在音乐本身上，则会带给郎朗一个很长而且成功的职业生涯。他说：“郎朗，如果你不仅仅只想到要在比赛中拿第一名，你会碰上好多好事情的。把心思放在音乐上，而不要去想音乐会带给你什么成就。如果你完成这样一个转折，你的演奏质量就会大大提高。”

    格拉夫曼先生这番话，我和郎朗是后来才慢慢理解的。不再参加比赛？这对我和郎朗是一个新鲜命题。我们一时间很困惑，因为多年来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赛思维”，习惯用竞争来激发自己练琴的斗志，规划自己的曲目。当我们真正体会到格拉夫曼先生的深意以后，我们发现，这是我们到了美国，在柯蒂斯学院的最大收获。因为这使我们完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心理转折：从一个天才的比赛型钢琴学生，成为职业钢琴演奏家。格拉夫曼先生为我们指明了通向职业化的方向。

    作为导师，格拉夫曼给郎朗提供的是霍洛维茨的真传。

    格拉夫曼每次给郎朗留作业，是用一种小的长条形的笔记本，写得清清楚楚。我现在都还保留着那些笔记本。在郎朗英语还没过关的时候，格拉夫曼还为郎朗安排了一个翻译，并给郎朗请了一个懂6门语言的女老师教他英语，一天两小时，一周5天。

    我们说格拉夫曼是恩师，他总是想方设法让郎朗学到更多的东西。因为室内乐很重要，格拉夫曼把郎朗推荐去参加万宝龙音乐节，让他在那里受到最专业的训练和交流，以后郎朗每年都去。通过最专业的室内音乐训练，跟最高级别的演奏家、首席合作，郎朗受益颇丰。

    万宝龙音乐节是美国室内乐最重要的音乐节。在美国，玩室内乐的不多，这是一门学问，讲究合作。我对郎朗说，既然是学问，就要去学好。郎朗先是跟一个叫杰森的柯蒂斯同学学。杰森是学小提琴的，是柯蒂斯小提琴最棒的，他家是音乐世家，他弟弟也拉小提琴，也在柯蒂斯。郎朗独奏很好，杰森显然不如郎朗，但我还是叫他好好跟杰森学，因为他擅长室内乐，善于与其他乐手合作。另外，小提琴的一些技巧也可以借鉴。

    为什么郎朗在演奏上这么全面？就是因为参加了这些训练，虽然苦，但很充实。室内乐让钢琴家更加全面，协调配合得更好。这一点，我们也特别感谢格拉夫曼先生。

    格拉夫曼先生对郎朗的关怀可以说是无微不至，除了为郎朗提供最好的音乐学习条件以外，还请来原费城副市长、莎学专家、大学文学教授又是业余钢琴爱好者多朗先生担任郎朗的文化导师。

    多朗先生不但教郎朗莎士比亚戏剧，也带着郎朗出席各种活动，对郎朗理解西方文化、了解美国文化，给予了极大的帮助。他既是老师，又是朋友。多朗先生担任副市长期间，天津市送过他一幅画，他后来送给了郎朗。

    前不久，多朗先生听了一场音乐会，在回家的出租车上，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75岁。郎朗听到这个消息，立刻赶回美国，专门为多朗先生举办了一场专场独奏会纪念他。郎朗把多朗先生生前友好都请了来，独奏会非常感人也非常成功。我也深深地怀念他。

    （本文摘自《我和郎朗30年》，郎国任著，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2012年9月第一版，定价：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