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直接行动：沃莱·索因卡访华成行

    大师直接行动：沃莱·索因卡访华成行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杰出的尼日利亚剧作家、诗人、激进的人道主义者和198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莱·索因卡，终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如果你决意写出真相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他数次放弃中方的邀请，但从未停止对中国问题、作家处境、非中关系的关切。如今，那一头标志性的、永远冲冠而从不委顿、细密如雪又昂然怒放的棉花糖白发，第一次出现在了秋末的北京。

    早在白头之前，他已赋诗论发：“蓬乱的地狱烟柱，黑色雷块，粗糙羊毛云团的汇流——我的头。”（黄灿然译文）

    他既以文学成就立世，又以直接行动扬名，宛如“非洲的莎士比亚”与长胡子的Pussy Riot之合体。他反殖民、反暴政、反腐败、反战，呼吁宗教宽容和非洲的文化解放，亦四方奔走，为世界各地的系狱作家们请命。

    “我被正式下狱有三次。”10月29日，78岁的索大师在北京告诉读书报。事实上，他还一度被阿巴查将军“正式”地缺席判处死刑，亦曾数次外逃并长期流亡海外。但独裁者本人于1998年6月神秘暴毙，这使得——如索因卡随后在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演讲中所说的那样——尼日利亚“幸运地”结束了野蛮的军人政权。

    2003年，美英挥师入侵伊拉克，索因卡立刻站出来，痛斥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称之为“危险的狂徒”，被一种“救世主的热情弄瞎了眼睛”。他曾形容阿巴查将军是一个非凡的大虐待狂，身边簇拥着一群小虐待狂。索因卡永远无法忘记牢中那“餐巾”一般大小的天空。他自己的相当一部分诗作，便写于被剥夺了自由、尊严、身份，乃至纸笔的高墙之间，如1969年出版的《狱中诗札》（Poems from Prison），另有一部狱中笔记《死了的人》（The Man Died）。2006年，继童年回忆录《阿凯》（Ake）之后，他出版了叙述成年时代的《你必须在黎明动身》（You Must Set For that Dawn），也以许多笔墨回忆自己的入狱和流亡经历，兼及对正义和暴政的深思。

    索因卡对读书报说，成为作家还是社会批判者，绝非出自有意的选择，而“如果你决意写出真相，就必须做好准备，有时要承受来自国家的暴力反对”。他相信政治短寿，文学永生，却又认为，在恶境中，政治与文学难以分割。如他两年前访问印度时，在斋普尔文学节上所说：“在尼日利亚，文学就是政治的。我也可以说，有时写作会强烈地受制于一种无法阻挡的、必须进行政治性写作的责任感。”

    为什么他是更好的得主

    索因卡是非洲的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是最受认可的得主之一。举个例子，《每日电讯报》在今年10月11日开列史上六大最佳得主：叶芝（1923年获奖）、海明威（1954）、萨特（1964）、贝克特（1969）、加西亚·马尔克斯（1982）和索因卡（1986）。

    如果我们认同上述判断，便意味着，在索因卡之后的26年里，还没有出现新的最佳。

    索因卡名字的中译多变——“沃莱”、“沃尔”、“渥雷”或“沃勒”。其作品在中国有出版，但数量不多，影响不大，包括沈静和石羽山译《痴心与浊水》（即《阐释者》）、邵殿生等译《狮子和宝石》和谭莲香译《在阿凯的童年时光》。

    糟糕的是，在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蔡宜刚译索氏戏剧《死亡与国王的侍从》中，所有的“尼日利亚”，全被印成了“阿尔及利亚”。这个愚蠢的错误或许来自对台译“奈及利亚”的不当转换，却也多少反映出我们对非洲和索大师的陌生。

    《死亡与国王的侍从》写于1975年，乃索因卡最著名的作品，极具张力，惊心动魄又寓意丰富。故事取材于1946年发生在尼日利亚的一起真实事件。当地约鲁巴人的藩王驾崩，按传统习俗，世袭的侍从官艾雷辛要自杀殉葬，但当地的英国行政长官得知后，意欲阻止这一野蛮的“罪行”。出于保护的目的，他下令在自杀仪式上逮捕了侍从官。然而，艾雷辛却感到莫大的耻辱，并为整个部族所唾弃。最后，在长子代替他赴死之后，他本人也在狱中自尽。

    一次死亡仅仅是个体生命的丧失吗？我们看到，在艾雷辛面前，“活着，还是不活？”根本就不是问题，他面临的痛苦不是哈姆雷特那样如何选择的问题，而是不能实现已经做出的选择，死亡与个体无关，而是一种社会或文化的集体选择。

    剧的中心是死亡，死亡是人生的极端体验，而剧中每一次提及死亡，都是一种被扩展到极端的、约鲁巴人和英国人、非洲土著和“白人”、形而上学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冲突。这冲突最终以双倍的死亡而结束，留下的是一出彻底的悲剧。英国殖民者是当然的失败者，艾雷辛失去的不仅是自己的生命，他儿子的生命，还有儿子乃至整个部族对他的尊敬。

    无犬儒含义的“现实主义者”

    10月29日，在中国社科院的演讲中，索因卡回溯了半个世纪以来非洲的文化复兴。今天，他将在北京大学演说，题为《全球化逆流中的非洲》，然后南下，11月2日在苏州演讲，再北返，11月4日参加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作家论坛。

    从这份简要行程来看，索大师在华期间，尚无计划与新科诺贝尔奖得主莫言会面。在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莫言时，他也没有表达这种愿望。但他的确谈到了对诺贝尔奖的种种不必要的神化，并表示，这个奖“不过是我众多奖项中的一个”。他还表达了对奉行逃避主义的作家的不屑。至于他自己，无所谓悲观，也无所谓乐观，唯一的观念是，应该做一个“现实主义者”。

    就他本人的经历而言，我们认为，索因卡所说的“现实主义者”，是没有丝毫犬儒含义的。文学当然可以和政治无关，但在必须相关的环境和时代，无关论已经越看越像是一个借口。

    我们或许是非洲的经济恩主，而在文学、见识和作为上，面对着索大师和他的尼日利亚同胞、同样威震四海的大作家奇努阿·阿契贝，任何自大、自喜的态度都有必要得到纠正。文化复兴之于我们，道亦远，任也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