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国元素来表达中国人的智慧

    长假期间我在看一些闲书，如《谢无量文集》。谢无量这个人在现代文化史上很重要，但据我所知，除冯其庸和张汝伦先生外，近年学术界很少有人提及他。谢是四川人，是书法家、诗人、教育家。曾任《京报》《民权报》《独立周报》《神州日报》主笔，做过孙中山的秘书。他于1918年出版的《中国大文学史》曾获得鲁迅很高的评价。一生著述颇丰，写过《中国妇女文学史》《佛学大纲》《中国哲学史》《孔子》《韩非》《中国古田制考》、《古代政治思想研究》等学术著作，是民国年间重要的学者。

    谢无量既懂西学，文史的功底也非常深，著作一般都是用文言文写成。我们现在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写不出像他这样的文章了，他从语言学、哲学也即文史哲的层面进入到文学，对文学史的理解很宽。这样一种在文史哲的大框架、大视野下来研究文学的方式就显得很厚重。不像今天大学分科，将文学切割得非常细，谢无量的文学概念也很宽，能够从中国文化的特点出发来理解文学，有文章家的见识。对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作家他比较宽容，用历史的眼光而非道学的角度来看问题。谢无量的文字学功底很深，他的写作本身也是一种文章创作，所以读他的文学史著作有一种文字上的享受。他在研究的过程中也表现出自己的智慧，很难得。比如说他谈中古文学史，从经书派、历史派、辞赋派、纵横派等基础上进入文本，显得非常大气、雄厚。

    近60年来，谢无量这种治学方法渐渐消失了，现在的文史领域也很难产生大家，原因很复杂，我想这与我们的学术制度和舆论环境有很大关系。我记得葛兆光先生在一些文章里也涉及这方面的问题，葛兆光是研究古文献的，可是他兼通历史、文学，将二者打开，因此他的写作也很有气象，是悟出治学之道的。读谢无量先生的书，我也在反省一个问题，这些年我们知识界因为追求西方理性表达的确切性，而将母语中很精致、博雅、大气的那种表达方式给放弃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到了一个必须调整的时期。

    谢无量不放弃传统的话语表达方式，同时又兼顾西洋的现代学术精神，因此他的眼光和别人很不一样。这使我想起不久前读到的《李劼人全集》。李劼人曾在法国留学，翻译过很多法国作家的作品。可是我们看他的《死水微澜》和《大波》这些作品，语言和表达风格都很地道、很中国，把四川的风土人情很深入地表达出来了。李劼人翻译了那么多法国人的作品，为什么自己的作品里没有洋腔洋调？这颇值得分析。我们知道，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很多作家写作很容易受翻译语言的影响，出现西化和欧化，如徐志摩。可是李劼人为什么没有欧化和翻译腔？我想其中的原因是他真正懂得了法国人的智慧——法国人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时有法兰西的风格。在他看来，中国作家的写作也应有中国的风格。这个思路是对的。鲁迅当年走的也是这样的路。

    李劼人的写作给我很大的启发，在翻译欧洲重要的文学作品并试图用西方人的眼光来打量中国人生活的同时，他积极寻找中国元素来表达中国人的智慧，这种中国元素不是中国传统章回小说中的那些东西，而是包含了现代性的精神在里面。这方面，李劼人可与老舍相媲美，如果成都是中国的首都，那么李劼人相当于老舍。他对成都的风土人情，对国民性的理解，尤其他半文半白的语言里面所舒展出来的张力是一般人无法企及的。我们当下文学的文本文体大多流于八股化、无趣化和无智化，像汪曾祺这样能表达母语精善秀雅的魅力的作家也非常少，这其实是整个汉语表达出现了问题。我们看谢无量和李劼人的作品就会感觉到我们民族文化的虎虎生气。

    谢无量和李劼人都是四川人，可是他们都具有全球的眼光，他们是在世界的眼光和背景下来审视故国文化。这两个人，一个研究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一个通过小说写四川人的生活，他们都有一种属于中国人的智慧的表达方式。我觉得这是20世纪中国的遗产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也就是鲁迅所讲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这种学术精神和文学创作精神是我们这一百年很重要的遗产。如果总结这一百年的学术和文学思想的话，这两个人的书值得当下的青年认真阅读。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