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交流中展开中法教育合作的历史

    一谈起中国和法国的文化交流，在我们心中会浮现出许多美好的记忆，18世纪在康熙皇帝身边的那些才华横溢的法国传教士写下的书信集，催生了欧洲的中国热。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对中国的热情，就是今天读起来仍让人感到温暖。新世纪初，颇有创意的“中法文化年”开启了友谊的新华章，故宫与凡尔赛宫的互展让北京和巴黎参观的人流如潮……。但大多数人不知，中国和法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篇章在动荡的二十世纪上半叶一点也不逊色于今天，那时中法之间以教育为中心的文化交流，其规模和影响可能远远超过过去与今天。回顾那段历史会使我们对当代的文化交流有新的认识。

    中国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留学教育史的研究无疑是近年来开始热起来的研究领域，在这个研究领域中国留日教育史、留美教育史、留德教育史都有很好的研究，而葛夫平的《中法教育合作事业研究（1912-1949）》则给我们打开一幅留法教育史的历史画卷。

    在里昂和北京的中法大学

    对留法教育史研究大多停留在留法勤工俭学教育上，但引起我兴趣的是在中法教育交流中的在对方互设大学，这就是在里昂的中法大学和在北京的中法大学。1919年秋当吴稚晖发表了《海外中国大学末议》一文后，在法国创立一所大学用于培养中国留学生的想法就开始逐步走向现实，尽管最后大学没有设在巴黎，但在里昂建成却成为事实。从1921年10月大学正式在中国招生到1951年彻底关闭，前后历时30年之久。这在中国近代教育交流史上很少见的。从创办到1951年停办，“里昂中法大学约培养博士129名，硕士55名，工程师63名，学生获得高等文凭计93张，各类高等证书353张。”就是今天看来这也是个不小的成就。以往不少人总是把里昂中法大学与留法勤工俭学混为一谈，实际上，中法大学无疑是留法勤工俭学的继续和发展，它是当时中法教育交流的另一种新形式。

    中法大学的经费是双方共同筹集，法国外交部和教育部对里昂中法大学做了少量的投入，主要经费来源于法国归还中国的庚子赔款和中国各省以及一些大学资助。双方按照所签署的《里昂大学与中国大学联合会协定》、《中法大学协会章程》和《里昂中法大学组织条例》来管理学校。在我看来，这是近代以来中法两国通过民间形式展开教育合作的一个创举。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和西方各国的教育交流史中，只有法国的中法大学采取了这种形式，尽管这种教育合作形式是在当时特殊情况下展开的，但它给我们今天的教育交流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近代以来出国留学在文化上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在留学中学习好西洋科技知识与同时坚守好中国文化，实际上直到今天为止的留学教育仍面临这个问题，许多“海龟”开口希腊、闭口华盛顿，其实，真正懂得中国自身文化又十分熟悉西方文化的学者并不多。陈寅恪当年曾说“祸中国最大者有二事，一为袁世凯之北洋练兵，二为派送留美官费生。”这实际是对当时“全面拜倒洋学”现象的不满。近来学者研究中也指出，近代以来的留学教育在推进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中，也有一定的不足。一方面，它使中国教育始终滞留于模仿阶段，学术未能走向独立，走向中国化；另一方面，它造成了现代中国教育中的一些畸形现象：重视高等教育，忽视基层教育；文理科比例失调；高等教育在地理上的分布不平衡等。

    这是从教育制度建设上说的，更重要在于留学生在学习西洋与保持传统之间如何处理好，这是近代教育的大问题，这个问题在留学教育中尤为突出。吴宓留学时自己就说过，在如何处理好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学习西洋文化之间一直存在紧张。他说“二者常相背而向冲突。强欲已之力量兼顾之，则譬如二马并驰，宓必以左右二足分踏马背而絷之，又以二手紧握二马之缰一处，强二马比肩同进。然使吾力不继，把缰不紧，二马分道而奔，则宓将受车裂之刑。”这种紧张感未必每个留学生都有，但这种文化上的内在矛盾时值今日也未解决的很好。其实，这也是作为后发现代性国家，在自己精神建设上所遇的根本性问题在留学的读书人身上的反映。

    但在里昂中法大学却将二者兼顾的比较好。因为这种共同合作的大学形式比分散的出国留学更有了组织，更能使学生在学习西方知识的同时兼顾好自己传统。

    这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在研究的问题上并非一边倒的只做理工农医这些应用性的博士论文。根据葛夫平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在里昂中法大学129篇博士论文中有33篇是研究与中国有关的历史文化或社会科学的论文，这个比例不算少。其次，由于中法大学是双方共同管理的，而且中国学生比较集中，这样他们在每年的国庆节举办各种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活动，向法国民众展示中华文化。1930年10月10日学生所举办的画展在当地引起了较大的反映，在四天之内，前往中法大学参观的人数不下3000人，“此数日间，车马隆隆，竟成极热闹之场所。”许多法国朋友参观后“深赞我国四五千年之文明，实为彼人之所不及。”这样的活动，任何单独的留学生都无法组织起来，达到这样的规模和效果。其三，里昂中法大学有校刊《里昂中法大学季刊》（Annales Franco-Chinoise）,这份刊物非常重视向法国人民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书中列出了一批《里昂中法大学季刊》所发表的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论文题目，例如，《中国四大奇书》、《关于李太白》、《中国诗歌五十首》、《儒家音乐》、《中国的理想主义还是儒家学说》、《中国古代有关植物、农业、蚕丝业书目解题》、《伏尔泰与中国》、《欧洲国家与汉学研究》、《中国对十八世纪法国重农学主义学说的影响》等。这些文章既有中国留法学生所写，也有不少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葛兰言等人所写。

    这样我们看到中法大学作为一个中法共同举办的大学，它有着体制上的优势，从而使在里昂中法大学留学的学生将留学教育中最易产生的文化问题做了适度的化解，现在中国留学的规模不小于民国，但至今尚未见到一所在国外由中国和对象国联合创办的大学，来推动中国的当代留学教育。希望有识之士，能像当年的吴稚晖、李石曾那样，在欧美与西方大学共同创办像中法大学那样的合作性大学，从而使我国的留学生在学习到西方的技术和文化的同时，在文化和思想上不要割裂，能始终坚守住自己的历史与文化。

    在巴黎和北京的汉学研究机构

    法国汉学在欧美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如蔡元培所说：“西洋各国，在文化上与中国最有关系的是法国。只看从余廉（Julien）以来，中国的经书都有法文译本。从沙万（Shavanne）以来，中国最伟大的古物美术品，都有法国的照印本。”民国期间中国和法国在教育事业上的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中国政府在巴黎建立“巴黎中国学院”，法国在北京建立“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最早提出这个想法的是北洋政府前交通次长叶恭绰，他在1919年3月访问法国后萌生了这个想法，写信给当时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后，得到了徐的支持。当时正值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欧洲百般凋零，不少中国文人访问欧洲后都对西方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徐世昌也是如此，认为这是向欧洲传播中国文化的好机会。当时这样想的不仅仅是中国人，许多法国重要人士也都这样认识，当时的法国总统德萨乃尔致电徐世昌总统，称：“中国文化自昔为世界所推崇，若使中法两国之英贤更增观摩之善，其于世道人心必多进步。贵大总统提倡中国学院，懿谋渊虑，其在于斯，此诚旷古之宏观，不刊之盛业，……。”在两国政府和汉学家的积极运作之下，1920年巴黎中国学院在巴黎大学正式成立。1968年后巴黎中国学院由巴黎大学改归法兰西院，延续至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汉学研究所。这实际上是中法教育合作事业唯一延续至今的事业。巴黎中国学院在法国汉学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在伯希和、葛兰言、马伯乐一代汉学大师的指导下，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著名汉学家均毕业于此。

    与此同时，法国汉学家们也希望在北京设立汉学研究机构，伯希和在1919年的一份备忘录中就提出这个问题，他说：“在对中国传统和历史的研究中，以及在它们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方面，法国可以扮演一个合适的角色，甚至可以充分发挥作用。在西方，对中国的广泛的科学研究已由过去在北京的法国使者奠基的，而雷慕沙、儒连、沙畹及其弟子们则进一步丰富了这一伟大的文化遗产。在一战前夕，有位德国人在德国的一份重要的东方学杂志上宣称：‘从本质上说，汉学过去一直是现在更加是一门法国的学科’。”尽管伯希和的这个建议最终实现是在1941年，抗日战争中在北京正式成立了“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1953年“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关闭。

    尽管当时中国正处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中国自己有一堆堆处理不完的乱麻，但仍是坚持支持了对法国的汉学研究，无论是在巴黎成立的巴黎中国学院还是在北京成立的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

    反观今天，我们在巴黎既无一个与法国合作的汉学研究所，在北京也无一所双方合作的汉学研究所。法国远东学院来北京多年，但无论其规模与活动都无法和抗战期间的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的成就相比。今天的中外教育交流已经完全不可同民国时相比，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细细研究，其实我们学术的开放程度与国际化程度在许多方面还赶不上民国期间。今天孔子学院遍地都是，中国语言走出去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每年中国的各类演出在国外有几千次，少林功夫几乎天下无人不知。但一个民族的文化说到底是思想文化，这才是本质。讲讲汉语，包包饺子，练练太极当然很好，但这只是中国文化的外表，其内核是思想与哲学。而真正能向世界各国介绍中国思想与哲学，历史与文化的是汉学家，因此，如何与各国的汉学家合作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学术研究的不少领域今天还处在自娱自乐之中，殊不知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已经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事业，中国学术要走出去，就需要学术机构直接在国外设立研究所，与汉学家展开合作和对话。将这样的重担全部交给孔子学院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的主业毕竟是对汉语的推广。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一个伟大的事业，需要更多的形式、更多的机构来参与其中。这方面民国期间的一些经验可以借鉴。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它有数据、有事实，中外文都有涉及，大多数的文献都是作者亲自从档案馆查阅而来，从作者在书中所公布的一系列数字就可以看出用力之勤。虽然这本书研究的是上个世纪前半叶的中法教育交流历史，但今天读起来仍充满了新鲜感，因为在学术的国际合作方面我们的步伐尚未迈开，今天的留学生大潮已经远远超过了晚清和民国，但制度创新上仍待努力，在留学生的精神世界上的矛盾也需要探索新的办法。从汉学史研究来说，这本书则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

    克罗齐说的好，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果这本书能推动当代中国教育交流的发展，使中国学术在世界有一个新的展开，那该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