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文化巨著的诞生

    在由“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跃升过程中，闪烁智慧光辉、情感力量的精品巨作才是基石。由此，回顾一部出版时间长达8年、“体现了国家水平，可以传之后世”的文化巨著的出版全过程，或可给当下出版人以启示。

    2000年9月，正是新世纪美洲大陆的第一个红枫之季，宾夕法尼亚州的红叶格外绚丽，29日，中国驻美国大使李肇星专程前往位于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代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向该校图书馆赠送《中华文化通志》一套共101卷，以庆祝该校图书馆成立250周年。《中华文化通志》分为序卷和十典百志。该书贯通古今五千年历史，涵盖十大文化领域，阐述详尽，内容丰富，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全面的文化通志。宾大图书馆是美国大学中历史最悠久的图书馆之一。为了隆重庆祝图书馆成立250周年，宾大校长朱迪思·罗丁提出请世界各重要国家的元首赠书，并专门致函江泽民主席，希望江主席向该校赠送一套能够代表中国及其丰富文化传统的书籍。不久，宾大就接到中国驻美使馆的正式回复，于是，就有了李肇星大使的特殊使命。

    要细数这套历史巨著与美国大学的渊源，还可以追溯到1997年10月底11月初，江泽民主席应美国总统克林顿邀请访美，在美访问期间，江主席去了著名的哈佛大学，为师生们做了一场题为“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友好合作”的演讲，其中专门论述了中华文化的伟大传统。后来应《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主任萧克将军的请求，江主席欣然同意将这篇精彩的演讲词中关于中华文化的部分独立成篇，题为“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置于全书序卷之首，作为全书代序。成书之后的1998年11月9日下午，江泽民主席于紧张的国务活动间隙，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编委会主任萧克将军及部分编委、出版社编辑人员。接见前在福建厅休息室，我陪同萧克将军代表编委会向江主席汇报这套巨著编撰的基本情况，江主席饶有兴趣地翻阅了《中华文化通志》各卷，询问了有关情况。之后在福建厅接见全体代表时，江泽民主席作了重要讲话。他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巨大宝库，也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萧克同志戎马一生，年逾九旬，率领大家协同作战，合力攻关，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套书为后代研究中华五千年文化留下了珍贵的成果”，江主席还高度评价了各个领域专家卓有成效的学术工作，“历时八年，做了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套书体现了国家水平，可以传之后世”，同时，还特别感谢了出版工作者的辛勤劳动，“他们默默无闻，数年如一日，是无名英雄啊”！

    《中华文化通志》从编纂到出版，自始至终还得到众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关注和过问，他们中有李瑞环、刘华清、杨尚昆、薄一波、宋任穷、王震、张爱萍、李铁映、谢非、洪学智、叶飞、李德生、王首道、杨得志、陈锡联、周谷城、费孝通、王光英、刘澜涛、钱伟长、程思远等。正是这许许多多的关切，护佑并支持着这部巨著的构思、写作、组织和出版。

    将军创意，协同作战

    《中华文化通志》是一面巨大的历史铜镜，一项浩大的文化与出版工程，由萧克将军创意于1990年。曾亲历百战的萧克将军对这一文化工程也深感头绪之繁复，他曾十分感叹地说：“《中华文化通志》是一部大型著作，是百人以上的集体创作。这么多专家在一起，气势宏伟，力量巨大。同军队打仗一样，各军、兵种若干部队，必须协同动作，才能发挥力量。主编作为一个方面的指挥官，必须心中有数，按照统一部署，对各志编写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和严格的质量标准，一本一本抓落实。要做好这件事，主编和作者都需要花大力气。”这部大书的编委会成员，除了我和张国琦、朱金元同志外，均是学界的权威，他们是李学勤、宁可、王尧、刘泽华、孙长江、庞朴、陈美东、刘梦溪、汤一介、姜义华，他们还分别担任十典的主编。但是大家一致认为，没有萧克将军的指挥，这部巨著的完成是没有可能的。从1992年7月至1998年11月，编委会在萧克将军的主持下，先后召开了两次作者大会，12次编委会会议，近百次专题会议，从通过编撰规划、确定框架结构、遴选撰稿人员、拟定编写体例、研定各志提纲、明确撰写要求、强调学术质量、把握编撰进度、部署主审定稿，到落实出版事宜、协调交稿时间、组织重要活动等，无不是在萧克将军的指导下进行的，充分体现了将军高屋建瓴、运筹帷幄、规划有方、指挥若定的才能和智慧。萧克将军的住所，北京西城区一座不起眼的四合院，也成了打好这场文化战役的指挥所。

    说起这套书，不能不说复旦大学的姜义华教授，他是这项工程的主要设计师，学术策划人。姜先生具备“通家气象”，学术视野广阔，境界高远。在他的运筹中，“通”者之首义为“贯通”，书中所述文化各端，于以类相从时，复举其始终，察其源流，明其因革，论其古今。“通”者必须“汇通”，文化诸事，无论其为物质形态的，制度形态的，还是观念形态的，都非孤立存在。中华文化是境内古今各民族文化交融激荡的硕果；因此，描绘中华文化，于贯通的同时，还得顾及如此种种交汇的事实。他还会同其他同辈学者共同规划了“十典百志”的大格局。十典分别为：历代文化沿革典、地域文化典、民族文化典、制度文化典、教化与礼仪典、学术典、科学技术典、艺文典、宗教与民俗典、中外文化交流典。每典十“志”。历代文化沿革典，十志按时序排列。地域文化典十志，主要叙述汉民族聚居区域的地域文化，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排列。民族文化典十志基本上按语系分类排列。中外文化交流十志，按照中国与周边及世界各大区域分区排列。其余各典所属各志，俱按内容排列。

    结缘，还是“割爱”？

    我与这个项目结缘完全出于一个出版人的文化自觉。1991年5月10日新华社全文转发了萧克将军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在讲话中萧克将军宣布将着手编撰百卷巨著《中华文化通志》。当时我在香港三联书店工作，此事引起了我的重视。1992年9月8日，《人民日报》以半版篇幅刊出了《中华文化通志》十典百志拟目及作者招标要求及办法的《通告》，为《中华文化通志》“十典百志”在全球征集主笔。这部大书的构架深深地吸引了我的注意，第一感觉，这是近年来最有气势和内涵的大型史学著述项目，职业敏感令我急于向编委会探寻这部大书是否落实出版机构。但是询问的结果是，这部大书只考虑交由内地的出版社出版，令我遗憾不已。

    1993年我奉调回沪，年底出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是一家在史学著作出版方面有着深厚积累的出版机构，此时，我又想起了《中华文化通志》，经第三编辑部主任朱金元同志介绍，我拜会了姜义华教授，通过他与萧克将军的秘书、编委会成员张国琦同志取得了联系。张国琦同志告诉我，编委会曾于1992年10月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商量过出版事宜，但没有结果，现在已经与中央党校出版社达成出版意向，要变更出版社需要有充分的理由（更具备实力、编辑水准更专业、出版物更优质、更有效益）来向编委会各位专家和作者说明。我带着这个问题回到社里，发动全社讨论如何争取到这部大型著作的出版权，虽然大家都十分认同这部巨著的学术价值与出版价值，但是，当时12卷本《中国通史》和“中国断代史系列”等大型出版工程正在“斜坡上”（都仅出版了一小部分），而且这部巨著的前期投资（需要100万元的预付）和编辑负荷（约30人的专业编辑投入）都是问题，那时，上海人民出版社推行经营责任制不久，编辑部面临的经济指标考核的压力很大，这部四千万字的大型出版工程要在三年内完成，许多人对于巨大的投资与编辑力量的超常调度产生不少疑问，大多数同志认为“该工程耗费资源巨大”，上海人民出版社不具备上马的条件，应该主动“割爱”，退出竞争。

    细心运筹，争取投资

    那一段时间里，我陷入了沉思之中，我知道对于《中华文化通志》这样意义重大的出版工程，一旦犹豫不决，就可能与该项目“失之交臂”，但是，如果决定争取并承接出版这项任务，不只是一个领导人的魄力问题，而且应该细心运筹，解决好投资、运营、编辑力量、考核等一系列实际问题，才能统一团队意志，说服编委会专家，继而制定可行的实施方案，顺利推进项目。在这个时候，上海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郁椿德同志站出来支持我出版《中华文化通志》的意见，认为这将极大地提升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地位。《中华文化通志》出版准备工作开始启动。

    第一步是预算外争取项目投资的问题，原本希望编委会出面来争取社会投资，但推进并不顺利，编委会确实拿到了不少社会赞助，但都用在了作者的编写组织上，不可能再来补贴出版经费。于是，我发掘在香港工商界的人脉关系，动员酷爱中华文化的企业家余志明先生资助100万元，解决了前期组织工作与稿酬预付的问题。第二步我决定聘请社内16位退休的资深老编辑，与12位在职历史编辑组成《中华文化通志》编辑部，并调整了考核办法（规定该项目编辑与经济指标脱钩，实行新的目标考核办法），以解决人力资源和激励问题。同时，我制定了三审之间高度衔接的工作流程，以确保编校质量。1995年5月4日至5日，《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召开第七次会议，分别听取了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叶佐英同志和我关于《中华文化通志》出版准备事宜的汇报，萧克将军代表编委会决定，《中华文化通志》改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编辑出版，历时数年

    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编辑出版工作的大幕从拉开到谢幕历时三年半之久。我深深地知道，一方面，这部煌煌四千万字的巨著，通贯五千年，涵盖各领域，卷帙众多、篇什浩繁，牵涉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艺术、科技、教育、民族、宗教、民俗、风情、疆域等方方面面；另一方面，由于是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参与著述，书稿在学术尺度、文章结构、编写体例与文字风格等方面千差万别，参差不齐，因此如何不负萧克将军嘱咐确保编辑出版质量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整个编辑出版过程中，我曾先后8次主持召开由编辑部全体人员和决审室、美编室、出版校对等部门有关人员参加的编辑工作会议，评价书稿总体的质量，明确严格把关的要求，把握编审排校的进度，协调各个环节的衔接，部署每一阶段的任务。我还近百次召集编辑、审读、美编、出版校对等部门有关人员，专题研究编辑加工凡例、书稿审读把关、排校力量组织、装帧设计方案、印装部署落实等一系列相关问题。

    编辑出版工作陆续进入发稿、审读、排校、付型阶段后，作为总决审，我亲自审阅了100部书稿的全部初复审意见和审读意见，处理了大量学术上的疑难问题，审阅了100部书稿中涉及党和国家各项有关政策及政治敏感问题内容的编辑加工处理文字，凡编辑工作尚未到位的，或退还责任编辑补做，或推倒重来；在签发审读校样时，我逐一审阅了100部校样的编校、通读质量，对校样中的疏漏或不足之处提出了明确的处理意见；在对付型清样所作的最后一次全面检查时，我再次对每部清样的质量作了把关，仔细查阅了每部清样中经检查而夹出的每一张浮签，对确实需要精益求精的文字，或明确批示处理意见，或亲自动手改定。

    《中华文化通志》能够高质量地编辑出版，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上海人民出版社有一支高素质的编辑队伍，编辑部28位编辑和参与决审的16位编辑均是具有相当学识水平、长期从事学术类图书编辑工作的同志，更加重要的是他们都具有一颗不计得失、默默无闻地为文化建设作贡献的金子般的心。不少书稿交稿时质量较为薄弱，是经过我们的编辑反复退修和加工后才得以完善起来达到出版标准的。这100部书稿中的每一部都经过七审八校，远远超过了三审三校的一般出版流程，编校人员在其中的心血可想而知。在编辑出版工作中我们共编发了几十期工作简报，将编辑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和处理的情况与编委会和全体作者沟通，得到了萧克将军和编委会的高度重视和赞扬。

    《中华文化通志》编辑部主任是朱金元同志，副主任是虞信棠同志，他们都为这部巨著的出版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虞信棠同志更是功不可没。为了确保这部巨著的出版质量，在全部审校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后，我决定成立整稿小组，实施印前整稿工作，具体由虞信棠同志负责此事。虞信棠同志日以继夜对100部清样从文字内容到版式规范作了逐页检查，提出了大量极有价值的意见，可圈可点之处比比皆是。经过整稿，有的作了内容的增补，有的作了进一步的文字润色，有的调整了章节标题，有的对学术观点作了仔细的推敲，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书稿的质量，杜绝了可能疏忽的差错。

    《中华文化通志》装帧设计和印刷制作工作堪称一流。封面装帧设计是著名设计师吕敬人同志精心之作，就大型图书的设计而言，好像国内还没有哪套书的设计能出其之右。而这部巨著的校对制作印刷工作则是总监制郁椿德同志组织社内16位同志，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用时三年一次推出的，也做到了一丝不苟。1999年9月，这部巨著以精深的学术质量和完美的出版质量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殊荣。

    十多年过去了，《中华文化通志》首印的5000套已经全部售完，经与编委会商量，最近又重印了2000套。在此之时，翻看当年的编辑工作简报，回想起当年与同志们一起不分昼夜、辛勤劳作、悉心审校、严格把关的情景，一份职业满足感、幸福感依然回荡心头。我常常在想，如果历史真是一面面“铜镜”，我们就是铸就“铜镜”的手艺人。尽管“铜镜”上不曾篆刻上我们的名字，但是我们的手艺将与历史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