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相互认知的不对称性亟需改变

    在中日关系因钓鱼岛问题再掀波澜之际，涉日图书受到了学界和读者广泛的关注，江苏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1～6卷）就是其中一种。从古至今，日本一向非常重视了解和研究中国，尤其近代以来，其对中国的认识堪称精细。这套洋洋200万字、共计6卷的著作系统梳理了1840年以来日本对中国认识的演变，即“从尊崇到质疑”、“从质疑到蔑视”、“从蔑视到无视”、“从无视到敌视”、“从敌视到正视”、“从正视到‘竞合’”等过程，并藉此详尽剖析日本对中国的行动选择。藉着这套书，纵览两千年来中日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细思百多年来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变迁及种种作为，中国的读者不能不感慨丛生。就此，我们采访了这套书的出版方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府建明博士。

    读书报：先请您概要性地介绍一下《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这部书。

    府建明：这部书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认识及其行动选择研究”之成果。作者主体单位是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主编是该院院长、著名日本问题研究专家杨栋梁教授；参与撰写的作者还有天津社科院、天津大学、天津师大、青岛大学、湖南师大等单位的相关学者。因此，这部书基本反映了我国在此研究领域里的权威成果，也是各方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这部书的主要内容，正如该课题名称所显示的，是全面系统地揭示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变迁。全书向上追溯至汉代，对《汉书》、《后汉书》以来中国历代史籍所载之中日关系做了扼要的梳理，这是为了便于理解近代中日关系之“思想遗产”（见该书第一卷“总论”）。其中第二卷记述了从德川幕府成立（1603年）至鸦片战争爆发（1840年）期间日本对中国认识的变迁。第三至六卷则分别叙述了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从甲午战争至抗战结束、从抗战结束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从1972年到2010年四个阶段里日本对中国认识的不同情形。

    读书报：您认为这套书的价值和贡献何在？

    府建明：这部书的价值和贡献可以说是多方面的。作为承担出版任务的一方，我们的判断主要基于这样两个方面：

    一是从学术上看，它填补了此项研究领域的空白。虽然在此之前，有一些单本的著作介绍了相关的知识，但全面系统、客观公正地对此课题做学术性探讨，这部书在国内外（包括日本）堪称是开先河之作。

    二是从资政的角度讲，它为处理当今中日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众所周知，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和强邻，中日复杂的历史情结不仅正在发酵，而且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持续发酵。所谓“知己知彼”云云，从对称性角度讲，中国（无论是官方或是民间）都应该首先理性地把握对方的脉动，才能做出相应的对策。

    读书报：我国不少知识界人士都有这样的体会，从古至今，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很全面、很深刻，但中国对日本的研究和认识则相对薄弱，这种不对称关系是否影响到中日的相待或是相抗？

    府建明：这个问题说来话来。隋唐以前姑且不论，隋唐之际（特别是唐代）日本对中国的尊崇是在中学教科书中都能看到的，十七次遗唐使就能说明这一切。及至宋元明清以迄近代，日本对中国的有意识学习和探寻，除了个别时段“疏忽”外，基本没有停止。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中国在二千余年间一直是东亚文明圈的“宗主国”，受中华文明影响的周边国家（包括日本）多以中国为师；而中国以“老大帝国”自居，劲唱“近者悦，远者来”，造成别人学中国者多而中国学别人者少的现象。这种情况直至甲午战争前后中日关系已经倒置，而中国的官方与民众仍没有改变此种态度。由此，当近代西方以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而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跻身列强，参与瓜分中国的行列，中国处于什么样的地位，那就可想而知了。

    读书报：这部书梳理了日本之中国观的基本线索，您认为这一线索反映的是日本政府的倾向，还是日本民间的倾向，抑或两者兼而有之？

    府建明：关于这个问题，该部书第一卷的“序论”中已经表述得很清楚：“国家是国民权力的集合体，国家意识是通过国民意识的最大公约数体现的。因此，严格地说，‘日本的中国观’应作‘日本人的中国观’。”这里所说的最大公约数，我理解是指经过博弈后的主流思潮，也不妨套用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行”之对角线。

    不过就日本的国民性而言，“从众心理”比较强，常会出现“集体无意识”，因此知识精英及政界要人常常具有绝对话语权。后来虽然经过明治维新的近代化过程，并成为“西风东渐”的桥头堡，但总体情况没有根本性改变。二战以后，日本在美国的主导下实行民主化改造，但我们比较日本与欧美的政治生态与文化特征，感觉两者区别还是十分的明显。因此，我们可以说，左右日本对华观轨道的，主要是知识精英、政治要人，再加上媒体的力量。当然这三股力量（特别是前两股力量）也是处在博弈之中的。譬如在近代，有唱“东亚共荣论”者，也有唱“灭亡中国论”者，还有唱“亚洲门罗主义”者，历史的轨迹在这多种论调的博弈中延伸。

    读书报：相对于日本各界对中国之看法和主张的多样化，中国学界和舆论界在对日问题上似乎讨论得远不够热烈，您是否同意这一观察？

    府建明：不能说不够热烈，只能说过于单一。造成此种单一性，有我前面所说的传统文化之宗属意识，也有近代以来日本伤害中国之心理，两相结合在一起，使得绝大多数国人不愿直面日本。从理性的角度讲，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心理，因为一个客观的事实摆在那里，日本是一个搬不走的邻居，而且是一个强邻，我们必须面对它，也终究要和它交道。要面对它并与之打交道，那么最好的办法是先予了解和认识，把它作为一个研究的客体。研究的过程当然也会产生分歧，但并不可怕，博弈后的对策往往更有力量。

    读书报：您前面提到中日相互认知的不对称性，从书中也可以了解到，近代以来日本为“认识”中国“投入”巨大，成建制、有组织的中国调研活动规模之大、效率之高令人惊叹。您能否具体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国力大为提升，学术已有很大进步，是否这种不对称性已经不复存在？

    府建明：有许多例子可以说明日本对中国的认识程度。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亦即1862—1867年间，日本幕府4次以官方形式派团考察中国，其中著名的“千岁丸”上海之行，对中国的政情民风、经济状况、中西关系、军备情况都做了极为细致的分析。甲午战争前后，日本的知识精英，如福泽谕吉、竹越与三郎、德富苏峰、尾崎行雄、荒尾精、内田良平等对中国的政治情势、国民心态等等都作出了相当准确的判断。至于像内藤湖南这样享誉世界的汉学家，撇开其殖民心态不讲，其对当时中国的分析堪称是一剑封喉。而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在华设立的最大“国策”企业——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其规模达二千余人，对中国的情况做了全面调查。其中专设的“支那抗战力调查委员会”，历经一年，将其成果汇集成百余万字的《支那抗战力调查报告》，从国家总体战的情况分析中国的抗战能力，其内容详备、视角全面，实在令人惊诧。

    当然，日本社会对中国的“好奇”，并不完全出于政治和军事目的，不少日本知识人士可能基于对中国文化的传统亲近而展开研究（譬如敦煌学、佛学、儒学等等），这应该是积极的而不是负面的。

    克实而言，近30年来，中国的学术（包括对本国的研究）虽然有了长足进步，但在不少领域尚属空白。日本人注重微观研究的态度，对中国文化细致入微的辨析，在好多方面仍值得我们借鉴。由此反观，我们对日本的研究和认识依然十分欠缺，其不对称性远未改变。无论从政治的角度，还是从学术的角度，我们都应该解决这种不对称性，才配得上泱泱大国之名。自封为“老大中华”、称对方为“蕞尔小国”，既已过时也无任何益处。

    读书报：近年来，贵社出版了不少有关日本方面的著作，成套的有“西方日本研究丛书”，单本的有《黄金武士》、《日本，我误解你了吗？》等等。你们出版这些著作，有什么明确的考虑？

    府建明：近年来我们组织这方面的选题，最直接的考量是想解决中日之间互相认知上的不对称关系。亦即面对一个对我国如此了解的强邻，我们有责任为国民提供对等的知识。相信我国民众随着认知的提高，爱国的热情不仅高涨而且理性。本报记者 王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