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意过眼

    中国国内学者近年来对“封建”（Feudalism）的概念及其在中国史研究中的使用也有一些批判，但是这些批判基本上都是在五种社会形态的学术范畴中进行的。我本人对这一概念的批评则是究其本源的一种批评，也是一种基于不同学术传统（即西方的史学传统，包括作为史学的汉学传统）的批评。如果说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所讲的Feudalism是一个错误的建构（这一点已很清楚），那么由它发展出一种概括社会形态的模式（即所谓的“封建社会”），再把这一模式套用在古代中国社会之上，这就成了一个错误的连锁性反应。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系教授、《西周的灭亡》和《西周的政体》的作者李峰谈“封建社会”的概念。（2012年9月2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学霸”一词也可以有很好的意思。……好的“学霸”的要件之一是得要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去帮忙他人成就他们的学术事业。……傅斯年从来不怕为了原则与人争执。他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提到整顿北大一定要去除北大教授中的某种势力，而他愿意身任其事“与之周旋”，由此可以看出一点梗概。不过史语所的老前辈高去寻先生告诉我，陶希圣曾说过：“傅斯年活着时，人们怕他，可是等他一死，遇到事情要争道理时，没有人出来为你争了。”

    ——傅斯年曾被批评为“学霸”，对此，《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的作者、台北中研院副院长王汎森如是说。（2012年9月2日《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当年对《白鹿原》）最大的误读是白嘉轩和长工鹿三的关系，说把阶级关系模糊了。……过去文学作品里写阶级关系，都是地主既想让长工干活，还不想给长工工钱，不给长工吃饭，还打骂长工。……人们没看到还有这么融洽的主顾关系。对此我是有生活体验的，过去我们村里有一个小地主，后来他的地都被分了，但每逢过年过节，他和长工都会相互往来。这里头有一个最基本的生活常识，地主需要勤劳的互相信赖的长工，地主再愚蠢也不会让长工饿着肚子干活，为了省下一碗饭，让长工干不好活。不能为了显示地主的坏，连基本常识都不管了。……（到今天这些误解）基本都解除了，都二十年了。随着社会的进步，思想的进步，包括文学进步，这些都促进误读的解除。

    ——陈忠实谈当年《白鹿原》所遭遇的批评。（2012年9月15日《新京报》“书评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