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且说说我自己》中,钱谷融先生曾回忆他小时候闹着读书的场景。当时先生还不到上学的年龄,但因为要朝夕与哥哥玩,便也吵着要一起上学。第一次拜老师的时候,在红地毯上向老师磕头,老师非常和蔼,还给点心吃,这让他觉得很有趣。可是后来,他渐渐地感到太拘束,不如家里自由,就常常想赖学。但在父亲的“威逼利诱”下,他还只得乖乖地去读书。从这件小事就可以看出,钱先生从小就喜欢自由,不喜欢拘束。
其实,他不仅为上学的不自由烦恼过,也为探寻读书的目的而烦恼过。笔者翻阅旧期刊,在1937年出版的《学校新闻》第63期上找到了钱谷融先生中学时代写的一篇杂文《为谁读书?》,署名“江苏省立无锡师范 谷融”。这篇小文当属佚文,钱先生已出的集子均未收,但很能表明钱先生早年关于读书的看法,故全文照录如下:
从我求学的小史来看:幼年时候是为要想做“先生”而读书;童年时候,是希望得到做隐士的资格;少年时候,却想做个才子,希望有佳人来匹配而读书了。(这都可以证明是为自己读书的。)但不知为什么到了今日,已经是青年了,反而疑惑起来?
先生们似乎很开心我们,每天,为了我们总要废掉不少唇舌;叫我们要用功读书,要好好做人。尤其在初中里,少微有一些不用功,先生们就要大声斥责说:“你们为什么不用功读书?”这样看来,似乎是替先生读书的。但是,有时候先生们又会用慨叹的口调说:“唉!你们不肯用功,将来会考起来,怎么得了呵!?”或是,“你们笔记都贪懒,不做,将来教育厅要看你们的卷子的话,怎么办呢?”这样看来,似乎又不是替先生读的了,倒像是为了会考,为了要把成绩给教育厅看而读书的了!
周佛海先生说:“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便是救国。”从这两件话的意思来看,似乎读了书,是可以救国的;而且读书的目的,也正是为了救国。果真如此,那么把抄笔记一类的事情,压得我们气都透不转来,而让藏书丰富的图书馆空着,是不是可以充实我们的学问而来担当救国的重任呢?
究竟为谁读书?我怀疑着,我彷徨着!
钱先生果真为“究竟为谁读书”而“疑惑”,“彷徨”吗?非也!他“怀疑”(更确切地说是质疑)的是周佛海的“读书救国论”。当时社会上流行着“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但时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的周佛海为了平息学生的抗日怒潮,却把这口号篡改成了“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便是救国”,通令各学校实行,实际上是要求学生关起门来死读书,使他们脱离实际的斗争,不问国事。钱谷融先生是趣味至上者,“不合我的趣味,我掉头都不顾”,怎能不厌恶周佛海的“读书救国论”的谬论呢?他的批评就是这样的直率而毫不留情。
书籍是钱谷融先生“最可靠的良伴”,他喜欢随意地、自由自在地、漫无目的地读书,因为只有这样的读书,才能使他“游心事外,跳出现实的拘囿,天南地北,海阔天空,纵意所如,了无挂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