诤言足戒

    近读《中华读书报·国际文化》版林一安先生《常凯申现象又复来》一文，不禁联想多多。该文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指出了新近翻译出版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传》中存在的诸多翻译及编辑的谬误。这是一篇有说服力的翻译评论。尽管林先生声称未看到该书原文，但仅是从部分中译文中明显发现的错译就已经够令人吃惊的了。从中透露出的翻译质量监管缺失，更是翻译出版界多年存在的老问题。

    林先生没对原文就能指出这么多误译，而且言之有理，持之有故，显见这些误译并非什么玄奥艰深的翻译难点。像重现译名“常凯申”这种现象，那更是文学翻译常识之误。凭我肤浅观察，造成那些误译的可能原因，一是原作者斯塔文斯对西班牙语某些习俗的疏忽，在英文原作中就存有瑕疵，如对马尔克斯、略萨姓氏的不当称呼。二是译者只懂英文，对西班牙语及世界文学不甚熟悉，以至对人名、书名等许多专用名词的使用，背离了约定俗成的共识，如把传统公认的法国著名作家儒勒·凡尔纳译成“朱尔斯·沃恩”，把兰波译成“里姆鲍德”，这就太不靠谱了。三是责任编辑粗心未尽责，如外祖父名字前后不一，神父与牧师错用等均未予纠正。

    本书译者曾出版过多部英语译著，有一定文学翻译经验。上述这些可谓翻译中的浅显硬伤，在翻译中一般不难避免。那么翻译出版界，何以还会出现上述这种“常凯申现象又复来”呢？作为一名老翻译出版人，此前我曾多次就翻译质量问题写过文章，提过建言，现在也想就林文再抒己见。

    愚见之一，文学翻译是细活，不能当成速食快餐。都说文学翻译是基于原作的再创作，至今被传颂的名家佳译，无不是数年磨一剑，精雕细刻之后才问世的。只是如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几乎行行都在追逐利润，翻译界自然也难以免俗。为了抢市场，争盈利，不少出版社不惜高价买版权，流水快翻译，包装抢上市，劣质不担责。前一阵，有出版社出版《乔布斯传》，采用什么“众包法”，多人分译，流水作业，连译带出，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50万字巨著的翻译出版全过程，其翻译质量后来招致不少人诟病也就不足为奇了。还有的快到中译本能与原著同时公开出版。像这样制作出来的翻译快餐，翻译质量能有保证吗？

    尤其是涉及不同国家语言和文化的著作，翻译中更需查阅、考证许多相关的资料。假如只懂英语的译者，能多花点时间，查证和咨询一下有关西班牙文化的知识，或者请西班牙语译者稍加审阅，必将会大大减少上述那些误译。像凡尔纳这样的作家，文学工具书上肯定有其条目。可见搞翻译，必要的功课绝不能少，更不能丢。所谓文责自负，就是要求著译者对书稿观点、作品版权及其所表述的成果和方式都要负责。

    愚见之二，劣质翻译首先要问责出版社领导。林文说：“这责任，编辑出版界恐怕也难逃干系”。出版社疏于把关，当然难逃干系。对此我想强调，编辑虽有责任，但首先更应问责出版社领导。

    从道理上讲，责任编辑自然要对全书的内容和质量承担责任，但我也要替编辑说几句公道话。在实际工作中，编辑不可能对各种外语及不同学科的知识都掌握，遇有十分陌生的书稿，只能约请社外懂行学者担任外编。通常情况下，责任编辑主要从事：选题策划、选择作者、把握政策导向、审读内容的科学性及逻辑性、进行文字加工及装帧设计、协助宣传及营销等等。限于编辑本身知识结构的局限，对于书稿中专业性较强的内容，包括需要严谨查据、考证等学术性问题，都有赖著译者交稿前负责处理，这类误译的账不宜算在编辑头上。林文所列举的误译中，无疑有编辑失职之处，例如全书连起码的人名身份必须统一呼应这一点都没做到，显然太轻率了。

    不过最该问责的首先是出版社领导。是他们，在社里搞个人承包，给编辑下指标，压利润，逼得编辑每年发稿量从以往的四五十万字骤增到几百上千万字，导致编辑粗心看稿，马虎编书。还是他们，急着赶书博会、开发布会，抢先发行，先占市场，于是催译者、逼编辑、疏把关、快出版，只图名利到手，至于质量好坏，反正不会有人担责。所以说，劣质翻译的出现，很大程度上都是因出版社领导受利益驱动而催生的。

    愚见之三，翻译治劣呼唤译德回归。翻译根本治劣，有待相关部门深化改革，综合治理。但有一条至关重要，只需身体力行即可见效，那就是译者要恪守译德，崇尚学术，严谨治学。现今许多劣质翻译，固然也有因水平所限，一时误判，但更多的则是出于追名逐利，戏待译事。仗着大多读者不懂外文，看不到外文原著，翻译中求快不求准，他们懒得查典考证，不理解原文而胡猜乱编，不懂之处任意漏译跳译，不惜忽悠读者。一句话，就是译德缺失。有的甚至抄袭剽窃，翻译造假，那更是译德丧尽，触犯法律。为此，很有必要大力呼唤译德回归，使每一位热爱翻译事业的译者，都能严格自律，强化翻译工作神圣的责任感，时刻自觉遵守翻译职业道德。

    许多高尚的翻译前辈，在恪守译德方面已经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杨绛先生有句名言：“译者好比一仆二主”。她把原作者及读者尊为主人，把译者比作仆人，就是强调译者要像面对主人那样认真和负责地对待翻译工作。我更想起萧乾与文洁若夫妇翻译《尤利西斯》时的严谨态度。为了人名、别名、昵称、人物关系以及地名等专用名词的统一，他们做了六万多张卡片。原著中有德文、希腊文、希伯来文等语言和文化难点，他们多次找季羡林、杨宪益等朋友帮忙。为准确翻译主教、神父、蒙席、司铎、助祭等神职人员的职衔，以及圣洗、圣振、圣体、布道、瞻礼等教会礼仪，他们请教了北京教堂的人士还不放心，又列出没把握的，要我帮他们向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请教。乔伊斯在书中有意写了许多天象学的内容，他们遍查专业词典之后，又特意托人送请气象局专家审阅。正是如此一丝不苟地道道把关，才大大减少了粗心大意可能造成的误译，体现了负责任译者的崇高译德。我在想，随着广大翻译工作者职业道德及敬业精神不断提高，“常凯申现象”应该不会再复来，翻译粗制滥造的局面，也必然会得到较大程度的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