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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青，原名孙儒杰，字俊卿，1923年生于山东省海阳县。历任胶东《大众报》记者，新华社前线分社随军记者，中南人民广播电台编委兼宣传科长，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代理党组书记，《文学报》主编，上海市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书画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第二、三、四届理事。194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黎明的河边》、《海啸》、《血衣》等。
他是一名一手拿枪、一手握笔的战士。1950年代，峻青以《黎明的河边》、《党员登记表》、《老水牛爷爷》、《最后的报告》，《交通站的故事》等一大批中短篇小说力作登上中国当代文坛；1960年代，他回到故乡胶东，写下了一组以胶东大地和胶东人民为描写对象的散文《秋色赋》等。粉碎“四人帮”之后，峻青迎来了他创作的又一个丰收期，长篇小说《海啸》把他的“英雄文学”推向了极致；而1980年代的《雄关赋》、《沧海赋》等一批散文作品也颇有影响。
峻青所写的作品，可概括为“红色经典”。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在他的笔下得到了艺术的反映，他的作品也成为人们认识那段历史生活的镜子。也许，在有的人看来，峻青及其作品的意义算不得“与时俱进”。但是，他作品中洋溢的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精神，却值得永久保存。他的作品，有的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海内外出版发行，有的被选入大、中学语文课本。
战争年代，峻青一直在斗争最艰苦、最危险的前方，他以亲身体验为基础，用文字生动地再现波澜壮阔的战争。《黎明的河边》、《海啸》等一部部作品，都是以家乡为背景的。故乡是他生命的根基，也是他创作的源泉。“云山北望雪漫漫，齐烟九点路三千。一片痴情恋故土，半生壮志写乡贤。梦里频驰烽火道，望中尽是不夜天。几度沉浮人已老，犹有豪兴再着鞭。”《丁丑怀乡偶成》只是他诸多关于故乡怀思诗作中的一首。他说：如果有一种病叫做“怀乡病”的话，那么，我是这个怀乡病的严重患者。
峻青在年轻时代就非常喜欢《静静的顿河》。但是在“四人帮”肆虐之时，江青、张春桥把峻青说成是“宣扬战争恐怖”、“瓦解革命斗志”的“中国的肖洛霍夫”，甚至命令空军司令吴法宪专程到上海对他秘密绑架，用专机押送北京关进秘密监狱长达五年半。《海啸》就是在牢中酝酿的；没有纸笔，他就用手指蘸着水在囚室的水泥地上画劲松、画秋菊，狱警发现制止后，他就在自己身上画。粉碎“四人帮”后，他希望能把损失的时间抢回来，实际上，有很多东西是抢不回来的。
谈到自己400多万字的作品，他说，“没有一部是我感到满意的”，自己最想写的作品并没有写出来。
读书报：您怎么评价自己过去的作品？
峻青：重新出版很不容易，尤其出版个人文集更不容易。过去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一套包括我在内的几个老作家的文集，都是赔钱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我的散文选也是这样。现在，上海市对我的文集、诗集及书画集的出版的关怀和重视，我是非常感谢的。否则，我个人是没有力量出版的。
读书报：走上文学创作，最初写的是什么作品？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海阳前线》曾经夭折？那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是在什么情况下创作出来的？
峻青：抗战期间，我先后在海莱边区做过教育工作、民运工作，在主力和地方部队当过前线记者，还在敌人占领区的武工队干过。在战斗生活之余，我读了大量的作品，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不少的外国文学作品。那时候，我所写的大多数是一些通讯报道、散文等为战争服务的文章，还写过戏剧。1941年，我的第一个戏剧作品《风雪之夜》以手抄本的形式在一些农村剧团流传演出。我还写过鼓词《鸭儿沟》，用胶东大鼓的韵调，在农村演唱。可惜这些作品都散失了。1945年5月，日寇为阻止盟军登陆，对我海阳盆子山区进行了105天的清剿扫荡。我作为战地记者，自始至终地参加了海阳前线的反清剿斗争。并于1946年春，趁在莱阳城休整的机会，开始了以反映这场反清剿为内容的长篇小说《海阳前线》的创作。刚写了十万多字，自卫战争爆发了，我来到了胶济前线。9月的一天夜里，我在李家埠遭到敌人的突袭包围，和我一起的武装部长被打死了。村民把我藏到茅草堆里。敌人进屋后找不到我，就打村长，刺刀往草堆里乱扎。我在乡亲们的掩护下突围了，衣物和手稿却被敌人劫走了。
1948年3月，我奉命随军南下，离开了胶东，一路上涉海滩，上太行，渡黄河，跨陇海，入中原——1949年5月进入了刚解放的武汉，在武汉待了三年，又到了湘桂边境参加土改。在武汉写出了《烽火山上的故事》、《大王岭下》，重新改写和出版了《马石山上》和《女英雄孙玉敏》。
读书报：作家马识途一直在坚持写作，前几年写过一部作品被姜文改编成了《让子弹飞》，今年又出了一部谍战的作品，因为他认为当下谍战剧不真实，自己就动手写了一部，您有这样的计划吗？
峻青：我身体不好，患心脏病多年了，特别是中风后手抖加剧，握笔困难，所以封笔多年，好长时间不写了。偶尔写字画画，吟点旧体诗以抒发情怀。我的诗集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书画集和8卷本文集由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读书报：您写了400多万字的作品，哪一部是自己最满意的？
峻青：没有一部我感到满意的作品。已经写出的作品都没达到我想要达到的水平，远远没有达到。我没能真正写出自己想要的作品，有很多东西要写，只是有这种愿望，但却没达到目的。一个是健康的原因，一个是环境的原因。文革完全空白的十多年，还有各种运动，能写多少东西？我记得1956年3月在北京开会期间，有一天，周总理和陈毅同志在紫光阁接见我们，同去的有陈其通、刘白羽、章靳以、吴祖湘 、曹禺、臧克家等和我，座谈中大家都提到没有时间写东西，周总理说，有些会议你们可以不参加嘛。说是这样说，可事实上做不到。
读书报：那么您最想写的作品是什么？
峻青：我最想写的东西，在1951年冬，中国文协组织第二批作家下乡下厂的时候，文艺报有过报道，我和艾青、周立波、路翎、鲁煤、李季等一起在北京学习后，文艺报公布了我们的写作计划。我当时的计划是想写两个多部级长篇，一是《半岛风云录》，一是《决战》。前一部写胶东抗日战争，计划写4卷，后一部写解放战争，计划写3卷。《决战》第一部写了50多万字。文革中，这部分文稿连同我搜集的很多资料：有敌人的作战计划，敌人的日记等抄家全被抄走了。回头想想，我心里很难过。但是遭遇这种情况的不是我一个人。粉碎四人帮后，我们都说要把损失的时间抢回来，实际上是抢不回来的。直到现在，我还是常常有一种创作的冲动，而且有时很强烈，可是衰朽暮年，痼疾羁身，实在是有心无力了。
读书报：您的大部分作品都写到了故乡。
峻青：是的，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对家乡的感情。我写的作品，大多是反映我的胶东故乡战争年代中的生活，这和我个人经历有关。我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我经历的是最艰苦的前线和敌后，经过的看过的都是最激动人心的，感受是非常深刻的，因而，写的时候就发自内心，是动了感情的，不是无病呻吟，不是道听途说。我在写的时候，如同身临其境，读的时候也是如此。我总有一种责任感，不写出来对不起我所看到的英雄们，对不起我亲爱的故乡父老们。
读书报：您近年来有点淡出文坛，而是以旧体诗和书画寄托情感。请问您从事书画创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峻青：说起来书画之事，还早于我为文呢。本来我是出生于一个丹青世家。祖父孙竹坡、父亲孙桐庭都是驰誉乡里的丹青名手，能诗善文。我五六岁的时候就在父亲的指导下临摹《芥子园画谱》。当战地记者时包里也总是带着写生本，曾经在油灯下为部队刻钢板油印画，在农村墙壁上画八路军打鬼子的宣传画。抗战时在《胶东前线画报》上发表过连环画《铁西瓜》。以后写作时也没有间断过，只是很少发表。文革后才在国内外有些城市举办过联展和个人画展。
读书报：您的旧体诗包括思乡、征战、怀人、忆旧、杂感、咏史、题画等多方面内容，尤其是题画诗。诗、书、画合一是中国文人画的一大显著特色，但是如今被一些人忽略了，尤其在中青年画家中继承得不够。
峻青：题画诗之于画，不是无关紧要的点缀品，而是有机结合的艺术整体。不是只在画面上随便凑几行诗句，只求形式上的美观，更重要的是诗的内涵，是否贴切，是否精当。如果不是这样，而只徒具形式或流于平庸，就免不了成为可有可无的点缀甚至是画蛇添足的赘疣。
读书报：旧体诗是需要相当的古文功底的。您的古文功底是怎么来的？
峻青：我从六岁上学，到十四岁辍学，读了九年私塾。私塾中，读得都是四书五经之类的国学典籍。在这些古文典籍中，我对诗词文赋特别喜爱，也常在先生的教导下，练习着写诗作文。在私塾中，写诗作文是必修课，凡是读过私塾的人，都少不了这种必修课，这是基础，也可以说是起码的功底吧。但是对于写旧体诗来说，还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学养、阅历和才情。我写旧体诗，只是作为抒发我个人情感的一种自娱自遣。因而在写作时，常常是随着情之所至而不拘形式，不计工拙，不事雕饰，纵情挥洒，直抒胸臆。因而很少示人和很少发表，也常常在时过境迁之后随手抛弃，不注意保存，加以战争年代的散失和文革的抄没，至今也就所剩无几了。（本报记者 舒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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