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国际化：求同还是存异？

    国际化不等于英语化，将一流大学等同于哈佛或剑桥更是和国际化风马牛不相及。哈佛、剑桥也许是比较国际化的大学，但国际化并不是通向一流的直通车。名牌大学之为名牌，所作所为，有的可以有， 有的不可以有。举例来说，哈佛20多亿的校务基金、剑桥近千年的校史，就不可以有。

    那什么是在家可试的呢？图皮亚的国际化。

    1771年詹姆斯·库克船长驾驶着“努力号”穿越太平洋到达爪哇岛沿岸，当时的荷属东印度，即今天的印度尼西亚。与他同行的是一位来自太平洋塔西提群岛的名叫图皮亚的翻译。当库克和图皮亚来到当时最大的一个巴塔维亚市场，即今天的雅加达时，图皮亚注意到，那里居民的穿着五花八门、各不相同。一番打听后图皮亚得知，这里的居民来自许多不同的民族，穿的是他们本民族的服装。他立即让人回到船上，取来他带着的塔西提服装，穿上才进了巴塔维亚市场。

    库克船长在日记里记下的这个故事生动地描述了人类历史较早时期出现的国际化现象以及当时人们所作出的应对。不知别人读了这个故事会作如何想，反正我自己对图皮亚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多年研究大学管理，特别是近年来致力于大学国际化方面的工作，我从这个故事里读出几分钦佩，几多汗颜。举目当代世界各地的高等学府，齐声高唱“国际化”，但我们对于大学“国际化”的理解也许远不如二百多年前来自塔西提群岛图皮亚。

    那么，今天的大学在推行国际化的时候心里究竟想的是什么呢？加拿大著名学者简·奈特在2006年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准备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大学国际化涉及校内的和跨国的两种活动，包括国际合作项目，大学之间的交流，国际的和跨文化的教学、课程与研究活动，教学人员的国际间流动，招收国际学生，学生交换项目，联合/双学位项目，以及海外分校等。

    国际化对于非英语国家来说又有不同的含义。比如说，近年来在韩国的大学里用英语授课的课程大幅增加。2008年上学期首尔大学要求用英语教学的课程为592门，占全部课程的12.4%。西江大学那年上半年要求199门课程用英语教学，占所有课程的17.92%（http://goabroad.sohu.com/20080527/n257105464.shtml）。我自己就曾在一个国际会议上听到一位韩国大学校长关于如何在学校推广英语教学的经验介绍。虽说是经验分享，听起来却充满无奈。在今天英语强势的世界里，学生原本可以用来享受来之不易的大学生活的时间，却不得不花在语言训练上，为的是未来能在强者如林的就业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

    而对于新起的许多亚洲国家来说，国际化更是和创办世界一流大学挂了钩。“现在一提到一流大学或高水平大学的建设，就意味着以哈佛、斯坦福、牛津、剑桥等为榜样，以这些著名大学的学科水平和管理体系为标尺。”中国传媒大学名誉校长刘继南认为。而这种所谓的“国际标准化教育”的代价是学校自身个性的消失。

    这里罗列的三种阐释，只是信手拈来，和一般人心目中大学国际化的概念不会相距太远。问题是，这些概念不能深究。比如说，当代大学之所以对于国际化的概念趋之若鹜，原因之一就是它代表了大学发展的一种新趋势或时尚，但奈特所列各项活动，没有一项是新的。且不说大学从早期的博洛尼亚或牛津大学时代就带有国际性，就是海外交流、开办分校这样的活动亦由来已久，根本不具有任何当代性。

    英语的强势化虽有让人感到无奈的地方，但语言毕竟只是一个工具。假如一所非英语国家的大学毕业生个个英文“溜”得如母语似的，却无一技之长，那么，我们只剩下两个选项：或者让跨国公司的雇主们只招英语为母语的大学毕业生，或者将非英语国家的大学全变成外语学院。国际化不等于英语化，由此可见一斑。

    将一流大学等同于哈佛或剑桥更是和国际化风马牛不相及。哈佛或剑桥也许是比较国际化的大学，但国际化并不是通向一流的直通车。对于那些热衷于赶英超美的大学校长们来说，他们羡慕哈佛剑桥头上的光环情有可原，可这光环并不来自于国际化，至少并不只是国际化。名牌大学之为名牌，所作所为，有的可以有，有的不可以有。举例来说，哈佛二十多亿的校务基金、剑桥近千年的校史，就不可以有。套用一句熟语：“Don't try this at home！”（在家勿试！）

    那什么是在家可试的呢？图皮亚的国际化。

    图皮亚的国际化观念可以有，因为它深入浅出。图皮亚上岸伊始，来到多民族集聚的巴塔维亚市场，在第一时间做出两个反应：一是求同，二是存异。求同是为了尽快融入这个已经非常国际化的社会。但他求同却不趋同。为了求同他所采取的策略是存异。他之所以要换上塔西提服装才进入市场，是因为他深深懂得，只有努力地展示自己与生俱来的文化特色，而不是刻意地掩饰自己的特点，才能求得与“主流社会”的真正融合。听上去很熟悉，不是吗？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大学校园里花了很大力气推行的所谓“多元文化教育”。

    说起多元文化教育，不能不提美国。美国大学的多元文化教育之所以较之其他国家起步更早，完全是形势所迫。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美国大学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以前在大学门前望而却步的来自少数族裔、贫寒家庭，以及各色各样“非主流”背景的学生大批涌进大学的殿堂。在这样的校园环境里，不同种族、文化和家庭背景之间的交流和冲突成为大学生活一个不容忽略的部分，多元文化教育应运而生。几十年下来，多元文化事务成为学生事务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学也因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然而有趣的是，美国大学虽然多年来大讲多元文化，但多元文化的概念却不包括国际学生，尽管国际学生已是今日美国大学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线。换言之，美国大学的所谓多元文化更像我们熟悉的“少数民族政策”，强调的是本国各民族之间的融合，而不惠及外国学生。只是到了最近这十多年，有些大学才开始将国际学生纳入他们的多元文化教育项目。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还是形势所迫。

    美国人这样自嘲：要在一群大学生中找出美国学生，只要试一下他们的外语能力——双语或多语的是外国学生，而单语的一定是美国人。也难怪美国人不学外语，因为多少年来美国一直以“大熔炉”（melting pot）自诩。但一句话说久了，连说话人都忘了是什么意思，更无意叩问一下虚实。假如说早期来自欧洲的不同民族在这片新大陆上实现了在文化上一定程度的融合的话，但后来的拉丁美洲、特别是亚洲的移民其实一直在“大熔炉”的边缘挣扎。直到最近几十年，面对现实，一些诚实的美国人方才不无遗憾地承认，也许美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更像“色拉碗”而非“大熔炉”。不同种族和民族在美国共同生活，“混合”，却并不“融合”。

    其实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假如一个国家真能做到各民族和睦相处，同时又能保持各自的文化传承与特色，实乃多元化之最高境界。问题是，这种“混合”型的多元文化模式给多数民族（在美国就是白人）造成一种多元的假象，使得他们不再关注和学习其他民族的文化及其语言。而少数民族，因为不能完全“融合”，反倒意外地有了一份收获，即比他们多数民族的同伴们多了一种语言和文化的技巧。

    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当今大学的国际化问题，我们就不能不回到一个基本的问题：大学国际化究竟为哪般？有人将目标设定在增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借出国办学来弘扬民族文化，提升国际影响；有人将目标设定在经济方面，借联合办学、双学位等项目进行创收，以弥补教育经费的短缺；更多的大学将国际化作为大学发展的捷径，试图提升大学在国际上的排名以此扭转其在国内排名中的劣势地位。所有这些所谓“国际化”的努力，都遗漏了一个大学至为重要、极其关键的“利益相关人”：学生！

    回到图皮亚的国际化观念，我们不难看出今天的大学毕业生所面对的世界和当年的巴塔维亚市场确有相似之处。假如我们能够暂时地搁置诸如地域差别、生活习惯、教育开支等因素，那么从理论上说今天地球上每一个角落的学生都可以选择到另一个国家去接受大学教育。事实上，这样的情形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不再是假设，而是现实。假如当年美国的大学开始将多元化纳入大学教育是形势所迫的话，那么随着大学生全球流动的趋势日益增加，大学已经无法回避国际化教育这个话题。图皮亚给我们的启示是，在一个多元化、国际化的校园里，求同还是存异已经不再是两个可以选择的项目，而是一个选项的两个方面。在这里，求同意味着大学必须帮助国际学生尽快适应大学所在地的文化与生活习惯；而存异则意味着大学通过招收外国学生在校园里营造一个模拟的社会和未来职场，目的是帮助学生了解、熟悉他们即将进入的现实社会，一个以国际化、多元化为特征的社会。而学校为学生提供的训练则必须包括帮助学生学习在这样的社会和职场生存发展的技能。

    不难看出，大学国际化，存异比求同来得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