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东渐话丹青

    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准号：１０＆ＺＤ０９５），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吾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

    舶来的“美术”

    与美术教育

    清末以前，中国没有“美术”这一术语，更别提“美术教育”了。古人多以“书画”“丹青”“缋事”“画事”等称谓传统绘画。初学者习画，一般以临摹前人画谱入手，师徒相授，父子相传。“美术”一词源于近代日本。而其拉丁原文“ART”本义为艺术，所包甚广。1871年,日本在筹备参加万国博览会的文件中首次将其译为“美术”，涵括“音乐、图画以及诗学等内容。”甲午海战后，“美术”舶来中国，逐渐成为绘画、雕塑、艺术设计、建筑等诸多艺术门类的总称。自此，中国近代意义的美术教育才悄然萌芽。

    19世纪七八十年代，“画图”技艺曾一度受到洋务派的重视：“画图乃尚象之先导，制器之始基……欲造器物必有图画之师。”为了培养军事、造船、电报、航海、铁路、炼钢等技术人才，洋务派在各类专门学堂中设置有关绘图或图画的课程，培养学员掌握西方的焦点透视绘图法，以便能依照图样制造零件和机器。显然，这种教育模式重视的是“美术”的实用性和工具性，只要“术”而不求“美”。但它毕竟引入了新的知识体系以及班级授课、学用结合的西方近代学校教育模式，从而开启了我国近代美术教育的先河。

    20世纪初，在维新思想活跃的中国南方，带有普通中小学教育性质的学堂、学校逐渐兴起，其中很多仿照日本的教育模式开设了美术课程。在两广、两湖、江浙等地设立的新式学堂中，图画课的开设成为了一种趋势，且受到全社会的普遍重视并次第推开。但此时的图画课教学并无统一的教科书，一般是让学生临摹老师的范画，教学方法落后，教学内容也是比较随意。

    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这也标志着中国教育踏入了近代教育的门槛。它第一次规定在普通中小学中开设图画科，目的是使学生“以养成其见物留心，记其实象之性情”，“练成可应实用之技能，并令其心思于精细，助其愉悦”“以备他日绘画地图、机器图，及讲求各项实业之初基”。毋庸置疑，洋务时期“实用教育”的印迹在章程中清晰可见。但课程内容比洋务时期机械的几何绘图课已丰富了许多。且从“实象之性情”“助其愉悦”等词汇的表述上来看，《章程》对图画课程已隐隐透出审美层面的要求，为一大进步。

    教科书的编撰、

    引入与文化冲突

    《奏定学堂章程》颁布之后，为满足各级新式学堂的图画课教学，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文明书局、上海彪蒙书室、（清）学部编译图书局都纷纷组织人员编写出版中小学图画教科书。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也对美术教育改革进行了诸多探索。他们仿照日本将西画和“国粹”相结合的模式，为不断涌现的学堂编写了新式的美术“教科书”，使得当时的美术教育开始逐步走上正轨。

    当时出版的中小学图画教科书，有的是我国学者自行编绘的，如1905年5月，由彪蒙书室出版的《绘图蒙学习画实在易》；1905年12月，由文明书局出版的《小学分类简单画》。还有部分欧洲美术初级教科书的翻译版也在一些学堂中使用。但更多的图画教科书是依据日本教科书编辑的，且多抄袭日本明治时期的教本，有的甚至是直接聘请日本教员和编者对日版改编而成。其课业多为西画、国画临摹，以“学生常见的器物、花卉、鸟兽、虫鱼、山水、小景为主”。如：由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中学铅笔习画帖》6册（1906）、《毛笔习画范本》8册（1906）、《铅笔习画范本》4册（1908），就是依据日本教科书编辑的。而由文明书局出版，丁宝书编辑的《蒙学铅笔习画帖》4册（1904），是由日本广田藤治绘制的。由于模仿日本教科书的痕迹很深，许多学习内容也直接取自日本。如由文明书局出版，丁宝书编辑《高等毛笔习画帖》3册（1908），书中内容有：日本之提灯、樱花、日本之城楼、日本之村童、日本之少女、日本之武员、日本古代之武人、日本女学校之生徒等等。

    这种现象，在当时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文化警觉。如（清）学部编译图书局《高等小学图画教科书》（1909年）《凡例》中指出：“迩来坊本丛出，每由东瀛画帖剽窃而成，千篇一律，数见不鲜，间有非我国之物品，依样绘之，取以充数，殊无意味，殆作者不能独运匠心，自输新意，惟蓝本是依耳。本书为矫此弊，使学者知绘事为旧有之技术，且知我国物产可绘者甚多，无事他求，以启其爱国之观念。”为此，该教科书第三册、第四册所编的学习内容都是“我国真迹，或古称险要或素著名胜”，如居庸关、洞庭湖、灞桥、葱岭、西湖、巫山二十峰等。

    图画教科书引入

    西方技法与教法

    清末时期编写的中小学图画教科书，都是属于供学生临摹用的画帖。主要采用两种形式，即一种属于毛笔画帖；另一种属于铅笔画帖。由于当时学生写字、作文主要以毛笔作为主要书写工具，因此，商务印书馆《（订正）初等小学习画帖学生用》（金石编绘，1905年初版，1913年订正）中指出：“毛笔、铅笔、钢笔随宜用之，然铅笔、钢笔，中国儿童运用未惯，惟毛笔为作字时所习用，画法与书法理本相通，故本帖概用毛笔，以期初学心手易协。”可见，清末中小学生运用铅笔、钢笔之类的工具绘画，还有一个适应过程。

    这时期的中小学图画教科书，学习内容“杂采器具、花果、屋舍、禽兽，皆儿童平日所常见习知者，触目了然，临摹时较易领悟”，编写的次序“首列横线、纵线、十字及方圆等物，皆笔画极简，入手极易，然后渐及其稍繁者，俾循序而进，不至困窒”。以1911年1月，由南京两江南洋官书局出版，（清）学部编译图书局编纂《初等小学图画教科书》第三册为例，学习内容有：海鸥、风景、伞、书囊、万年青、百合花、长城、桃花、茶壶、柳莺、手、侧视面形、正视面形、小儿、军人、石榴、桑蚕、鼠、果实、蜻蜓、莲、象、雉、猫、蝶、葡萄、骆驼、牡丹、雀、梅、金鱼、鹅、卧牛、花篮、雄鸡、京师正阳门、蛤蟆、马、虎、枪、人力车、炮车、火车出山洞等。  

    清末中小学图画教科书，已引入了西方的绘画技法。如商务印书馆编译的《铅笔习画范本》4册（1908年），每编前都有提示教师“教授之注意”：“作六角形，宜以三角形或圆形为本”；“作椭圆形，先以长短两线作十字形，其长线之两端与短线之两端，务相连接而作棱角，再就其周边加曲线画之”；画物体的明暗“用斜笔在其下者用横笔，在中央者用竖笔，在其下者外浓内淡”；“作浓淡之法，欲其最浓者，可于画成周边形状一气涂泽，否则纸面滑泽不能成浓黑矣。”此外，该教科书中还介绍了有关透视与明暗方面的知识，如：“立方体前部与画者相距近，故其角比后部较大。其后部与画者相距远，故其角比前部较小”；“凡物体因日光向背，而生浓淡”，因此画立方体、圆柱体时，要注意表现“物体向背、明暗之别”。并认为“既习数图之后，可取类似或常见简易之物，实地写生，则笔端更能灵活，尤裨实用”。可见，该教科书已强调写生作画是图画教学的重要方法。

    为了便于学生绘画学习，引起兴趣，一些教科书编写者动足了脑筋。如由彪蒙书室出版，施崇恩编《绘图蒙学习画实在易》（1905），是我国最早用白话文编写的图画教科书，书中编有儿童学习铅笔画帖歌：“铅笔硬纸出西洋，蓝本仿扶桑。这画学，早改良， 实在胜中邦。……你看那动物植物，画得来活的真的像。你学生，快把那别样工夫做停当。笔一支，纸一张，再把个图画班来上。耐着心儿，先把那线儿挂，格儿界，尺儿画。好把那新世界，新人物，大家画出了新时样。”此外，还有关于“捏铅笔”、“画线路”、“看部位”、“定点”、“运铅色”、“用橡皮”、“去尘扫”、“画虚线”等要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金石编绘的《初等小学习画帖（教师用）》（1905），书中每图旁记一二三四等字，要求教师教授时令学生按照次序依次下笔。

    在一些教科书的《例言》中，还对教师和学生提出了教与学的要求。如商务印书馆编译的《毛笔习画范本》（1906），要求教师督促学生：“当学生挥毫时，务令其腕悬笔直，身体劲竖，右腕张开，左手押纸，肱不宜附着于棹，而运笔尤不可不自在”；“学画之际，画帖宜置前面或左边”。要求学生习画时，应注意：“学画者，宜先练熟技术”；“至技术渐进，宜养成思想，以使意匠高逸”；“凡毛笔画，宜一气呵成，一落笔后，决不可补笔，庶画有生气”。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铅笔画范本》（1907）要求学生画铅笔画时，应注意：“铅笔必备两支，一硬一软。画时先用硬笔略作轮廓，俟布置匀整，再用软笔描成”；“用硬笔宜轻淡，用软笔宜明确”；“描阴影，自淡及浓，用笔尤宜分明”；“纸用洋纸，以质坚硬而粗松者为宜”。

    总之，清末中小学图画教科书的编撰、出版，既满足了当时新式学堂图画教学的急需，也为民国初期中小学图画教科书的编写提供了借鉴，它们在中国近代美术教育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

    （本文作者系“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课题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