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激荡，百年呼唤

    整整一百年前，1912年1月19日，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下令：小学堂读经科一律废止。5月，第二道令：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科。7月，蔡元培又在全国第一届教育会议上提出：各级学校不应祭孔。祭孔之风从此断绝。

    一代国学大师以这种毫不留情的方式把国学赶出了中小学的课堂，也使得从此以后的一百年间出生的中国人中几乎没有一位称得上“国学大师”。

    1919年，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全国教育联合会”和“国语统一筹备会议”推动国语运动，并和“新文化运动“配合，掀起了强大的语言文字改革运动，改文言文为白话文。1920年，北洋政府接受胡适建议，下令：“小学一二年级国文课本改为语体文（即白话文），两年内小学全部教科书全将旧时文言文课本改为语体文，中学教科书也逐渐改编为语体文。”1923年，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再明令各省：“中小学采用统一的语体文、注音符号和国音。”

    从此，以《十三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经典，从中小学课堂上消失，而在高等学府的中国语言文学系，只有设立了古典文献专业的，才有可能作为必修课程学习。

    纵观1912年至2012年这百年历史，我们中华民族经历了从救亡图存到民族复兴的伟大转折。而对以“国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从全盘否定走向重新发现、科学继承。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牺牲和奋斗的基础上，中国逐步具备了建设强大而文明国度的基础条件。但是，伴随着物质上的持续繁荣，西方文化也悄然浸染。特别是在苏东剧变以来，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推崇，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由于传统文化的薄弱，加上不可避免的实用主义驱动，西方的许多思想在传播过程中被扭曲了：“自由主义”的核心“个人主义”在青少年中演变为极端个人主义的滋生，在市场经济中表现为拜金主义泛滥，“个人利益高于一切利益”等思想被广为认同。

    今天，中华民族复兴的曙光已经喷薄在东方的地平线上，但我们却不得不面临文化层面的历史性隐忧。可喜的是，在孔夫子的经典被赶出中小学课堂的整整一百年后，我们迎来了国学复兴的曙光，近10年来，以“国学热”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热潮席卷华夏大地： 

    2002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孔子研究院。

    2003年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华传统美德格言》。这不大的小册子由江泽民同志题词，李岚清同志作序。该书出版后，很多学校将其作为重要的课外读物。

    2005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挂牌授课。一个月后，北京大学在“乾元国学教室”开办国学班。

    2006年，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播出于丹主讲《论语心得》、易中天主讲《品三国》等。在普通民众中掀起了一股国学热潮。

    2007年季羡林辞去国学大师等称号。

    2008年，清明、中秋、端午节首次成为法定节日。风水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任继愈大师去世，国学大师后继无人引起全社会关注。

    2010年7月，八名复旦大学教授联名请求破格录取西安考生、国学“天才”孙见坤，但未能如愿。

    这些年，围绕国学以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发生的事件远远不止以上提到的星星点点。从学术界到教育界，从普通百姓到国家领导，以国学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全社会的热点。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优秀的传统文化理应成为所有中国人重要的精神支撑。中华传统文化正在强势回归，2011年，这一趋势的高潮终于到来了。

    2011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文化的意义被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中华传统文化也获得了极大的肯定，会议发表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深刻阐述了传统文化的伟大意义：“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一百年前国学大师章太炎的话语重新回荡：“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国家之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