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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义会通》是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吴闿生（1877-1949）撰著的一部《诗经》注释本，1927年由吴氏主持的设于北京的文学社刊刻印行。其校点本则是业师蒋天枢先生和章培恒先生距今半个多世纪前合作的成果，1959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简称“中华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出版，1962年又重印过一次。因为历史原因，当时刊行的校点本上并没有蒋、章二师的署名，仅在“出版说明”里简略地提及“采用蒋天枢先生校本，加以勘正”。最近有机会读到上海古籍出版社保存至今的《诗义会通》初版时“中华上编”致函蒋先生的底稿和蒋先生的复函原件，因联系相关史料及个人所知，撰此小文，向读者介绍一下蒋先生和章先生合作校点本书的前后因缘与相关往事。
根据档案，最初“中华上编”是因为“读者来信”要求重印吴闿生著《诗义会通》，而致函蒋先生的——
天枢先生：
我社近接读者来信，要求印行吴闿生的诗义会通一书。素仰先生精治诗经之学，对我社工作亦极关心，用敢专函请教，此书在目前究竟有无重印价值及必要，内容特点如何，务祈拨冗迅赐指示，俾作最后之决定，不胜感荷。
专致
敬礼
这封征询函发出的日期是1958年5月15日，正值举国上下开始“大跃进”的时候。一位读者忽然要求重印当时来说十分冷僻的《诗义会通》，而出版社也不敢耽搁，在给蒋先生写信时要求“务祈拨冗迅赐指示”，其中“迅赐”二字还是时任“中华上编”古籍整理编辑组组长的吕贞白先生亲笔加上的，并批示用“速件”发出，可见这位“读者”极不一般。
蒋先生大概一眼就看出此“读者”决非等闲之辈，所以后来出版社方面正式约稿时请他一并代写出版说明，他最初的回复是：“至‘出版说明’，可否请原推荐人担任，或能知之更深，说得更透切。”（详下文引）他对上述征询函的回复，也是十天之后才写的：
敬复者：接奉本月十五日信，承下问种切，敬悉。以甚忙未及即复为歉！吴闿生诗义会通一书，择用古注较简要，其附注文字异同处尤好。篇后附案语对旧说选择亦审慎。惟所附“旧评”及采用前人评语，尚未能脱去桐城派风范。此书流行不广，如重印作为较有基础者之一般读物，似尚胜于宋儒诗集传。谨贡所见备采择。匆复
古典文学出版社
蒋天枢 五月廿五日
出版社接到蒋先生回信，经过商量，于6月6日由胡道静先生拟稿复函如下——
天枢先生：
承示覆，详细指教“诗义会通”的优缺点，极以为感。根据尊见，我所决定将此书重印。整理工作，包括断句（或用新式标点）及撰写出版说明（介绍本书优缺点及对今天读者的用处），拟请先生拨冗担任，嘉惠学者。断句工作，可请先生指定同志相助，不需亲劳。该书我所因无印本，向图书馆借得，正在抄录，抄好即送请整理。务恳俯允是幸。
敬礼
胡道静先生此后即担任《诗义会通》校点本的责任编辑，出版社致蒋先生的编号公函均由其起草。
蒋先生接约稿信后，又没有立即回复。整整一个月之后，才就重印事慎重回复如下两点——
敬复者：前接六月七日“华沪字○○○七号”信，事忙未获即复。兹奉复如下：
（一）诗义会通一书如决计重印，鄙人愿与系内章培恒同志担任标点。至“出版说明”，可否请原推荐人担任，或能知之更深，说得更透切。
（二）此书如重印时，可否援用清人王怀祖陈硕甫对于“尔雅义疏”之例，有所删削（仅削案语中稍近陈腐之处）而不更动及增改一字。并于“说明”中说明之。
……
正是在这封信里，蒋先生郑重地提出，让时任助教的章培恒先生和他一起担任《诗义会通》的校点工作。这年蒋先生五十五岁，而章先生才二十四岁，而且身上还背着“胡风分子”的枷锁。
出版社接蒋先生回复，迅速作出反应，在7月11日和14日两度致函蒋先生，第一函对蒋先生提出的两点完全同意，并谓“至于‘出版说明’仍请您撰写”；第二函同时还附去了三叠《诗义会通》抄件——
天枢先生：
前接惠覆，承允代为整理“诗义会通”，极以为感。兹我所已将该书抄好，特送请校点。（抄稿卷二横写，将来排版时仍改为直排。）其间迂腐部分，请斟酌删去。“出版说明”不需太长，大略介绍其特点并批判缺点即可，仍烦大笔一挥。此书得先生整校，嘉惠后学不浅，尚恳在溽暑中拨冗进行，不胜感荷。此致
敬礼
蒋先生和章先生就此开始了师生二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学术著述合作。到9月12日，蒋先生致函出版社：“该稿已与章君培恒在共同赶校中”，“该抄稿约在本月底之前可以校毕”。但是中间似乎出了点意外，所以到9月底蒋先生特意向出版社去函致歉——
编辑所负责同志：
前曾函告诗义会通一书即可校订完毕。此书在标点校正完了后，交与章君再复校一过，近章君因任务事忙，昨天未能交回，以致未克如期电告来取，至以为歉！大约再稍缓几天（约七八天）即可交上。匆此并致
敬礼
蒋天枢 九月卅日下午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蒋先生覆“中华上编”函，相对于“中华上编”的原函时间上都是延宕滞后的，而每一信内，又都有“甚忙”、“事忙”之类的字眼，这是一般的托辞么？
当然不是。稍微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处境的读者都知道，当时正值“反右”运动之后，整风运动的当口。在复旦大学，教师们刚刚经历过前所未有的“双反运动”和“教学改革”洗礼。而蒋先生，则正做着一桩与学术毫无关系的痛苦的事情——写思想改造检查。
这篇长达七千多字的题为《整风学习思想小结（五八年八月）》的底稿，现在还保存着。由其中“面对着学生对自己教学上所贴的数不清的大字报”一语，可见先生当时的处境。因而很自然地，小结的中心内容，就是批判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决心“改变自己过去落落寡合的生活态度”，“清除自己保守思想的根源”。底稿末署：“八月一日写起，中间隔了五天半，八月十日晚写完。”由于所写与蒋先生最擅长的文史校证几乎毫无关系，稿上又多有涂抹增改的痕迹，可以想见，在8月1日动笔之前，蒋先生为此一定花了相当的时间“学习”过不少“正确”的材料；在8月10日完稿之后，可能还不得不作过不止一次的或真心或违心的修改。而在如此的逆境中，同时展开与自我批判内容基本相左的纯学术的《诗义会通》整理工作，一如既往地“落落寡合”，一如既往地“保守”到坚持对吴注“不更动及增改一字”而仅出详细的校勘记，在蒋先生本身，没有一种信念支撑，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信念，我想应该就是他从自己的老师陈寅恪先生那里继承的在学术上不被俗谛所左右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至于章培恒先生彼时因何“任务”如此“事忙”，连和老师合作的工作也不得不推迟？今天查检史料，我们推测，应该和当时复旦中文系教师指导古典文学专门化学生赶编“大跃进”版《中国文学史》有关。有意思的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蒋先生坚持等待章先生“复校一过”再送稿给出版社。他果真那么不自信自己的数次校勘么?显然不是。我想除了下文引及的章先生晚年回忆文字所述缘由，蒋先生在上述《整风学习思想小结（五八年八月）》中提到的若干自我检讨的内容，如“将理论结合到历史的具体实践上过于审慎，踌躇而不敢使用，甚至对某些文学史研究者妄用理论抱有轻蔑之见”，也许可以用来印证他当日为培养年轻的章先生而花费的特殊心力——他是在那个狂躁的年代，用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年轻的后辈在严谨的学术实践中自觉，什么才是真正站得住脚的规范的基础性文史研究。
《诗义会通》校点本的最终完稿，当在1958年10月间，蒋先生在将稿件交出版社的同时，还写了详细的说明和建议——
编辑所负责同志：
诗义会通一书已与章培恒同志共同校勘数过，现已标点校订完毕。其中有须订正及有问题处，均识出于抄稿之上下方，有的已订正增补于所抄书中，有的仅注明意见，未径改入，请贵所覆校时斟酌一下再行补入。（地脚注：凡抄错的校改，均未另行注明。）原书本有重点的密圈密点，抄时有的保留，有的未抄，校时未予添补，将来付印，似可画一，悉行删除。又书前吴氏自序外，另有吴氏门人序文两篇，印时或全保留，或留一去一，或除吴氏自序外悉删去不印，亦祈酌度。
出版说明亦草出奉上，如有失当未备及不妥之处，均祈酌改。匆此并致
敬礼
因为档案已被装订，此信的落款和所署年月日无法看到。但从笔迹判断，其为蒋先生亲笔无疑。通过这封信，可证“中华上编”版《诗义会通》卷首那篇质量颇高的“出版说明”（此次重版仍予保留），果然出自蒋先生之手。而“出版说明”开头即表彰作者吴闿生释《诗》“能够发挥独立思考的精神”，今天看去也是意味深长。
书出版了，但故事还没有结束。而接下来的故事，彰显的更多是师生间的温情。
这故事的比较完整的文字记录，见于章培恒先生1997年为蒋先生《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所写的“后记”——
大概是一九五八年，先生有一次忽然对我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约我点《诗义会通》，你跟我一起点吧！”我当然遵从。但先生只要我做了两件事：一是到学校图书馆去借了一部《诗义会通》；二是在先生点完后我从头到底读了一遍。过了几个月，先生把我找去，交给我一张出版社所开的叁佰贰拾元的支票，并告诉我：“《诗义会通》的稿费来了。你取出来后，自己先到书店去买部书；我已经代你到书店去看过，局刻本《二十四史》和缩印本《四部丛刊》都不错，价钱也合适，你随自己喜欢买一部。多下来的钱给我好了。”我到书店一看，《二十四史》是一百八十元，《四部丛刊》缩印本是二百五十元。于是我懂得了，先生知道我穷，无力买这样的大书；如果买了送我，又怕我心里不安，所以用了合作点书的名义，让我不致太为难。其实，先生自己在经济上并不宽裕，因为不愿曲学阿世，五六十年代只发表了两篇考证文章和校点了这部《诗义会通》，稿费收入之少可以想见；但《诗义会通》的稿费的大部分却都给我买书用去了。
对章先生的上述文字，尚可作若干补充。一是蒋先生“五六十年代只发表了两篇考证文章”，其中五十年代一篇就是《〈诗·大明〉“缵女维莘”考释》，发表在《复旦学报（人文科学）》1957年第2期上，“中华上编”方面当时致函蒋先生请教《诗义会通》有无重刊必要问题，并以蒋先生所示为“最终之决定”，当与前此不久发表的这篇论文有关，因该文以丰富的史料和纯熟的考据，揭示出有莘氏、南国和周王朝关涉的重大历史问题，在当时无论是其形式还是内容都是颇为罕见的。二是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档案，《诗义会通》的校点费不是320元，而是302元，“内出版说明7元，正文标点费295元”。三是章先生在上述文字中没有明确说的，是他当时遵蒋先生嘱用《诗义会通》稿费买的大书，乃局刻本《二十四史》，因为书价一百八十元相比于《四部丛刊》缩印本的二百五十元，还是便宜些。
我是1985年成为章培恒先生的硕士研究生的，专业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方向是古籍整理，就读系所是当时刚成立不久、由章先生任所长的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第一年章先生为我和两位师兄开的专业课，是“专书研究”，具体内容是点读《史记》。因为每一堂课都要拿线装书当场口头标点，所以上课时的课本，就取自章师家藏，也就是当年蒋先生让他用《诗义会通》稿费购买的局刻本《二十四史》的第一种。到了研究生的第二年，因为古籍所返聘已从中文系退休的蒋天枢先生为古典文献学硕士生导师，我承章师之命转到蒋先生的门下。记得蒋先生正式给我单独上的专业课，就是《诗经》。不过蒋先生讲《诗经》，并没有用他曾经花功夫整理过的吴闿生《诗义会通》作教材，而是完全讲他自己研究的心得——比如第一篇《关雎》，蒋先生讲诗的本事，就是我闻所未闻的先秦南北两个族群的联姻故事；为了说明地理概貌，他还为我画了“洲”在河中的位置加以解释——而对我的要求，是任选一种能找到的《诗经》读物即可。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我当时尚不够“较有基础者”的水平，所以蒋先生没有推荐我去读“作为较有基础者之一般读物”的《诗义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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