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李大钊

    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应当从历史人物开始。但对今天的人来说，要真正理解历史人物恐非易事。如何才能完全读懂一位历史人物？这个问题涉及到人们的历史观念、思辨能力和史识。尤其是当这位历史人物具有鲜明的思想家、理论家特征，又长期被误读乃至曲解的时候，要矫正既定思维的难度便更大。我们一般都知道，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人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但由于时代的变迁、人文的缺失，影响并制约着人们的历史感觉，无法产生对历史的复杂和曲折的感悟。人们甚至无法理解先辈为探索真理所付出的艰辛历程，不能以理性对待这位伟大的历史人物，致使李大钊在时人心目中有许多完全失真的地方。朱成甲先生穷30年之功，著成《李大钊传》（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精研现代历史人物的典型范例，也为我们提供了深入读懂李大钊的基本事实和基本思路。

    朱先生迸发出沉积已久的学术灵感，他在编辑工作（时任《中国社会科学》文艺编辑室主任）之余，仍殚精竭虑推出轰动学界的佳作——《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版），再次赢得学界赞誉。著名学者李新、刘桂生两先生联名写序，称赞该著真正“使这个人物更加丰富、生动、可敬、可亲、可信”。

    《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领域中一部具有开创性的著作。在此书基础上，朱成甲受中国李大钊研究会之重托，全力撰写《李大钊全传》，于2009年李大钊诞辰120周年之际，62万余字的《李大钊传》（上）杀青。至此，朱先生可谓穷三十年之功，初步完成了他载入学术史册的李大钊研究三部曲。

    在历史研究中，人物传记是最基本的表现形式，也是最具难度的研究方式。那么，究竟难在哪里呢？难在“实事求是”，难在它要触及到人的内心深处，难在著者要时刻保持客观冷静的认知态度。现代人物传记，尤其是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典型历史人物的传记怎样才能写成信史，对学者仍旧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敢于尝试者真可谓凤毛麟角。而朱成甲的《李大钊传》(上)就是一部成功之作。撮其大要，它的重要学术价值有以下几方面特别值得关注。

    其一，朱先生在“后记”中告诉我们他的基本理路——努力找寻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与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一样，李大钊被视为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第三代人物的代表）。“根据我国的客观情况和时代特点，一百多年来我国的优秀人物探寻救国真理最困难、最艰苦、最为可歌可泣的阶段，就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广泛传遍以前。”显而易见，朱先生给传主李大钊做出了基本的历史定位。这种定位，将传统上流行的对中国近代先进人物的表述加以延伸，符合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

    其二，《李大钊传》（上）刻画的李大钊是一位有血肉、有魂魄、有矛盾、丰满的历史人物，他被放到中国近现代复杂多变的历史过程和文化氛围中进行精细的考察，从而提供出李大钊思想变化的真实根据。例如：为说明李大钊早期的宪政思想，朱先生花费了相当的篇幅研究清末立宪运动，着力说明“立宪大课堂与现代政治运动的洗礼”、“立宪之政治精神”对李大钊思想的重要影响。

    其三，作者特别注重拓展历史研究的人文性，倾全力深入挖掘贯穿于史的复杂的“历史人物链”，以人物证明人物。传中所涉及的人物举足轻重，其中包括：孙中山、袁世凯、黄兴、宋教仁、章太炎、梁启超、汤化龙、孙洪伊、白坚武、蔡元培、章士钊、陈独秀、高一涵，等等。这条饱含历史厚重的人物链对于李大钊的人生轨迹发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李大钊与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人物、文化人物关系十分密切，常有思想上的共鸣，但随着认知思辨过程的延伸，他能够超越任何党派利益，毫不妥协地坚持自己的原则。其对梁启超“伪调和”思想的批驳，就是作者所苦心揭示的一个显例。

    其四，既然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早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那么，他最看中的西学又是什么？朱先生明确指出李大钊的“民彝思想”是“中国化的西方人文主义”，从而提示了中国近代文化发展中的“新人本主义”命题。这不仅使他对袁世凯专制主义思想的批判赋予了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也为他迎受西洋近代文明，探索东西方共有的价值取向，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显然，这同他特有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也存在着逻辑和历史的连续和一致。

    虽然《李大钊传》仅仅是上部，该书作者为此而感到“愧疚”。以朱先生之功力，下半部才是传主的辉煌时期，定会更加精彩。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说，这段历史较之清末民初，更复杂、易变，难于把握。作为五四新文化的开创者、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就是一个难题。特别是怎样展现他的思想的内在转变？他所开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传统也需要给予理性的、认真的梳理，加以承继。凡此种种，我们期待着作者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