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认可——曹文轩作品走向海外”

    作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重量级作家，曹文轩深受读者的喜爱。他的长篇小说《草房子》各种版本的印刷已达140余次，《青铜葵花》5年印刷50次。近些年，他的作品又正越来越多地被国外出版社购买版权。据统计，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韩文、希腊文、瑞典文、爱沙尼亚文、越南文等文字和被外国出版社购买版权的作品达30种，已出版和即将出版的外文版本有35种。新加坡国立图书馆每年向国民推荐一本书，2007年推荐的是《草房子》，各国立图书馆购买40册《草房子》作为藏书。法国比基艾出版社（Edition Philippe Picquier）于2008年出版《青铜葵花》，因该书受到欢迎，2011年法国图书俱乐部（France Loisirs）又再次出版俱乐部版。长篇小说《红瓦黑瓦》在韩国出版了多种版本，印刷多次，其中一章还被韩国全国国语教师聚会选入高中课本。

    由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华原创绘本大系”四册图画书刚出版，就被法国百周年出版社购买版权。

    2011年，曹文轩的作品获得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版权输出奖。

    时值2012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将对曹文轩输出版权的图书主办名为“世界的认可——曹文轩文学作品走向海外”的版贸成果推介会，《中华读书报》就这一主题，对曹文轩进行了独家专访。

    读书报：此次北京图书博览会，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将对您输出版权的图书主办一个成果展。目前，这种类型的展览在国内还是很少见的，像您这样大批量输出版权、为世界读者所接受的中国作家并不多。请问您在意您作品的版权输出吗？

    曹文轩：我并不特别在意我作品的版权输出，我更在意的是我的作品的品质。我思考得更多的是：何为文学、文学何为？我并无顽强的不朽之心，但我总希望我的文字能够活得长久一些。怎么长久？作品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品质才可能长久？我坚信，对于文学而言，一定有一些恒定不变的元素。我要靠近它们，尽可能地靠近。我以为，我至少感受到了它们的存在。

    读书报：您所说的“它们”，包含一些什么？

    曹文轩：文学不是科学，我们无法像医生那样将它放在手术台上解剖，或通过测量，给出量化的数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对文学闭嘴、不言。我们可以试着去说它。真正的文学至少得有这样一些品质，或者说是一些维度。一、道义。人类当初选择文学，一定是因为文学可以表现人类的道义感、并帮助人类培养道义感。人类看清了人性：人性远非那么美好，那么可歌可泣，相反，人性中有许多卑劣甚至下流的品质。但人类希望自己的人性得到改造与净化。这时，人类发现，文学有高超的净化人性之功能。回首看，如果没有成千上万优美的诗篇、散文、小说，人性将会如何？一定是非常令人失望的。现今的人性是被文学浸润过洗刷过的人性。道义，是文学的存在之本。

    读书报：我们在《草房子》、《青铜葵花》、《根鸟》、《细米》、《天瓢》等长篇小说以及您近几年创作的十几种图画书中，都能感受到您所说的道义。这一点，是否也是国外出版社注意到您作品的原因之一？

    曹文轩：我想，可能是吧。无论是哪一个国家，也无论它是什么宗教，什么文化，什么政治制度，最基本的道义，都是要讲的。不然，这个社会大概连一天都无法维持。在这一点上，世界文学是相通的。向上，向善，走向文明、更高级的文明，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你的作品要合这个愿望。哪怕是敌对的宗教、敌对的政治，基本道义却是一致的。《柏林上空的伞》、《第八号街灯》、《青铜葵花》、《发条鼠》、《天空的呼唤》等，法国人喜欢，被他们买去了，被法国人轰炸过的利比亚人——如果能将这些作品翻译到利比亚的话，我相信，他们也一定会喜欢的。

    读书报：在您的写作中，还有一个维度您视若生命线，它叫“审美”。这些年，您对这个问题，有大量的言论。当然给人印象最突出的，还是您的作品。正是在这一点上，您的这些作品与其他一些作品区别开来了。这一特质，是否也是被国外出版社注意的原因？

    曹文轩：大概是。这是一个被我谈滥了的话题，可是为什么还要喋喋不休地谈呢？那是因为我所在的语境。这个语境是：反审美。因为觉得自己的想法与整个语境是冲突的，不和谐的，这就迫使我去检讨我这一根深蒂固的文学认识，迫使我去向他人诉说、申辩，去阐释它的道理。也许是因为我过于敏感了，我始终觉得，自己在坚持这一点、谈论这一点的时候，我的四周是无动于衷的，我甚至看到了无数怀疑的目光。这些无形的目光，也可能是因为我的高度敏感而虚幻出来的。但事实还是在那里：坚持文学的审美功能，至少是被边缘化了。可我的态度是：写作一天，坚持一天。因为我的确将其视若作品的生命线。如果说我的这些作品被翻译为其他各种文字，走进了别的国家的阅读空间，给我带来了什么，我以为，不是荣誉，也不是利益，而是慰藉，是对我坚守审美的抚慰。这一点其实在我看来也是很可悲的，我们还要通过他人的认可，来证明自己的选择。

    读书报：您的作品，从成人到儿童文学作品，从长篇到短篇再到图画书，似乎风格上的差异很大，如《草房子》、《青铜葵花》与《大王书》、《我的儿子皮卡》以及最近出版的《丁丁当当》。可是这些有差异的作品，为什么都能为别的国家接受？

    曹文轩：无论这些作品多么地千差万别，它们还是出自同一家族，它们有共同的血统。这好像是一个人家有好几个孩子，这些孩子有胖有瘦，有沉静的，也有热烈的，但他们的基因却是一致的。即使在黑暗里，我都能认得出它们来。除了上面说的两点之外，那就是它们所具有的悲悯，无论是倾向于写实的《草房子》还是倾向于虚构和浪漫的《大王书》，也无论是正剧式的《青铜葵花》还是喜剧式的《我的儿子皮卡》、《发条鼠》，在它们的文字底部都隐藏着这一品质。我很看重这一品质，因为我认为，文学与人的情感密切相关的。我厌恶冷血文字，非常厌恶。不管你得了什么了不起的奖。从根本上来讲，文学不是用来满足人们的理智需要的，而是用来满足人们的情感需要的。满足理智需要的是哲学。我所选择的题材、故事，无论长篇还是短篇，无一不是先感动了我的。有人瞧不起“感动”这样一种品质，但我瞧得起。这是我从古典形态文学那里接收到的一份遗产。我曾无数次说过，我不想“深刻”——那种做作的，歪曲人类存在状态的，让人一生不悦的“深刻”。在我供奉的大师们那里，我看到了，悲悯是他们文字基本的精神。我思量着，我的作品之所以被外国出版社注意，出版后产生了一定影响，是与这一个人类共同希求的精神有关的。

    读书报：除了这些维度之外，在您看来，还有其他什么元素构成了您作品的流通能力？

    曹文轩：艺术。我不知道，我的作品算不算艺术品，但我由始至终都在想使我的每一部、每一篇作品成为艺术品。绝妙的故事，不同寻常的构思，地道的风景描写，陡转，精致而纯粹的语言，所有这一切都是我的目标。有没有达到，得读者说了算，他们是判断我作品的陪审团。但，我一直在向这些目标努力。《草房子》、《青铜葵花》，近些年，我的几乎所有作品都在以每年百分之二十左右的速度增加在印刷。我在意这些数据，因为这是我能感知“陪审团”态度的实在依据。我曾说过，没有什么能帮助我的作品活下去，唯一能帮助它们活下去的，只有艺术。艺术是一支永不会失去动力的箭，能穿越时空。我离它可能还很远，但这不足以毁掉我接近它们的信心。走进异域，只有凭借艺术。我们有些作品被他人翻译，我并不以为然，因为我看出那是因为人家的政治猎奇。那种输出，注定是短命的。

    读书报：您的作品不仅被华文地区注意，被亚洲国家注意，也开始被欧洲国家注意。当您的作品越来越多地售出版权时，您是如何思考“让文学作品走向世界”这一命题的呢？

    曹文轩：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中国命题。英国、法国、德国，还有美国，甚至是日本，大概不会提出这一命题的。因为它们生产出的作品，从来不愁国际市场。其中，中国就是它们最大的市场。提出这一命题本身，就已表明你处于弱势。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文学，是否在品质上真的是“弱”的？我深表疑问。有人把原因归为两点：一，我们的作品没有走向世界的品质；二、缺乏向世界大力度的推广。而我以为，局面如此，这两个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我许多次地问过一个有点儿残酷的问题：假如《哈利·波特》不是一个叫罗琳的英国女人写的，而是中国西北某省某地区的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写的，请问，大概可以在全球发行多少册？文学不是体育。一个中国举重运动员举起了任何人都不能举起的杠铃，那么就不得不把这个金牌奖给他。而在如何评价和看待中国文学这里，事情就变得有点复杂，有点诡秘，有点微妙了，甚至有点阴暗了。当以中文写作的法国人高行健获得诺贝尔大奖时，其实，我们对我们文学的水准，应该有一个基本估计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事情的艰难，原因并不完全在于我们。顺其自然吧。

    读书报：近些年，您写作了近20本图画书，这与“走向世界”的愿望有关吗？是否是一种策略性的选择？

    曹文轩：是。我以为图画书最具有流通于世界的能力。但我们可能对图画书的解读神秘化和神圣化了。国外确实有不少好的图画书，但让我叫绝的也就那么多。另外，我们对图画书题材与内容的选择可能出了问题。图画书是不宜表现过于中国化和当下化的内容的，让图画书来承担体现中国文化的责任，可能是不确当的。在所有的文学门类里，图画书是最接近哲学的，而哲学的精神是普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