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站镇走出来孙氏兄弟

    中原大地的陈州府，是一片充满神奇的土地，不仅有人祖伏羲的陵墓、伏羲画八卦的八卦台、神农尝五谷的五谷台，还是汇聚地方戏曲种类最多的地区之一。豫剧、越调、太平调……艺人说唱的内容从《三国演义》、《水浒传》到《岳飞传》，几乎无所不有。孙家的兄弟们从不缺席，并且往往是最后一批离开的听众。在那些被夜色朦胧的面孔中，痴迷专注的孙氏兄弟自己都不会想到，民间的说唱艺术及浓厚文化氛围的滋养与熏陶，奠定并丰富了他们日后的文学人生。

    他们所生息的那块土地存在着的文化基因和观念，对兄弟俩的渗透是自然的；然而同一个家门走出来的兄弟，孙方友的“陈州笔记”已形成中国文坛不可替代的叙事风格，而墨白却依然保持着先锋小说不可抵挡的锐气。在孙方友新近出版的中篇小说集《谎释》和《黑谷》（河南文艺出版社）中所收入的作品，大都是他创作笔记体小说之前的劳动果实，偶尔回放着曾经“先锋”的历史，而自他“笔记体”之后，这些曾经靓丽过的身影便被“笔记体小说”的光芒悄然遮蔽。墨白近作《手的十种语言》（作家出版社），却对旧有的文学叙事充满反叛精神。

    一个回归传统，一个依然先锋。孙氏兄弟的文学之路，是中国作家极具代表性的缩影，也是小镇文化中富有趣味的话题：一个三里长街的大村子里，后来居然接踵“拱”出来八个作家（单中国作协会员六个，河南省作协会员两个），不得不让人刮目相看。然而即便如此，兄弟俩的作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依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孙方友的小说多是散译。墨白只有极少几个短篇小说译成日文、英文和俄文。他们表示，我们可以引进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同样也能输出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只是还缺少这样的机制和经纪人。文学翻译的过程是二度传达艺术的过程，当然也是原义二度萎缩的过程，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曾用英、法文集中对外介绍过孙方友的短篇，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的穆爱丽、加拿大的黄俊雄、日本的渡边晴夫也翻译了他不少作品，但多是收入到多人集或教材中。孙方友说，目前多数中国作家还面临着翻译难、出版难的问题。前些日子多伦多的黄俊雄找到孙方友，希望翻译他的作品，只是担心出版困难，非常希望得到中国作协的帮助。但是当孙方友打电话求助时，感觉到对方的冷漠，这使他怀疑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是否存在一些“面子工程”。

    无论如何，了解孙氏兄弟的文学创作之路及作品风格，或多或少都有益于读者对他们作品的认识。他们走上文坛的艰辛与波折，代表了中国作家的大多数；他们的作品“走出去”的困难与冷遇，的也恰恰是我们应该予以借鉴并警醒。

    走上文坛难，作品外译更难

    文革前，因为父亲在运动中遭受不白之冤，孙方友和几个弟弟便成了可教子女，所有可以走出黄土地的出路都被堵死了，当兵当不成，推荐上大学没份儿，当工人也轮不到他们。孙方友性格比较乐观，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经常告诉弟弟们：“我们一定要文化翻身！”其实那时候说这话时，他心里非常茫然，不知道怎么个“文化翻身法”？

    “我到公社的宣传队演戏，再后来又说相声和山东快书，自己写剧本，自编自演，一直汇演到省里，成了我们那一带小有名气的‘角儿’。如果我后来不从事小说创作，那段舞台生涯可能就是我人生最辉煌的顶点了。可惜我的普通话一直不过关，让我不得不惋惜地结束演员梦想，重新开始选择道路。”直到现在，孙方友也依然说一口地道的河南方言。

    他说，自己20多岁才第一次看到《人民文学》，在文化极为匮乏的乡下，是戏曲、神话、民间传说、掌故和曲艺这些传承千年的艺术精华补充了他的文学知识，为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根基。其实在他自编自演相声和山东快书的时候，就已经走近了“文学”。他在小镇里住了近半个世纪，干过的行当也多，种庄稼是个好把式，摇楼撒种都会，在县公路段当过养路工，熬柏油锛坑槽，在生产队耕过地施过肥、挖过河、喂过牲口，也卖过豆腐，也搞人力运输，一个人居然能拉2000多斤。1972年，孙方友去新疆当过盲流，上深山伐木，去窑厂打土块……“在我干苦力时，心里总有一个模糊的目标，督促着我不停地去学习。演员梦破灭之后，有一天县刊《革命文艺》刊发了我三弟媳妇（墨白的妻子）的作文，那时候，她还在上初中。那豆腐块大的铅印小文，让我羡慕不已，再一次触动内心深处的创作欲火，我想我也能写，于是又拾起了曲艺创作。”

    在孙方友“文化翻身”的号召下，二弟痴迷上文学，后来却走了仕途；而学习绘画的三弟墨白，反倒在文学道路上与大哥孙方友一直相依相伴。1980年，墨白淮阳师范毕业，回到故乡的小学里任教。在寂寞的日子里，他开始跟着大哥学习写小说。最初的习作都记在日记本上，小说处女作《画像》的草稿，就记在一本名叫《偷天集》的本子里。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很孤独，好在还有我大哥。几乎每天我都会到大哥家去，并进行一些交谈。和大哥交谈，会给我增加一些写作的勇气，我把那些勇气化成小说寄出去。我在写作的同时，也在一直投稿，不停地投稿，我把我投出去的稿子都记在一个本子上。”墨白说，1984年元月下旬的某日，大哥来到了他的住所，带来了从广州寄来的两张《南风》文学报。那一期的《南风》上刊登了一篇题为《画像》的小说，作者署名墨白，出版日期是1984年元月15日。墨白数了数投稿记录，这篇处女作，是他投稿生涯中的第296封。

    相对于最初的走上文坛，翻译似乎算得意外惊喜。但是兄弟俩共同的特点是，基本都是短篇被翻译到国外。孙方友认为，这大概与他笔记体的风格有关，比较难译。他乐观地说：“中国人这么多，能有百分之一的人读我的小说，我就会幸福得发晕——是不是太奢望了！”1993年，孙方友的《山魂》首次在《中国文学》被翻译成英文和法文，墨白 则是处女作发表20年之后的2003年，短篇小说《街道》才被翻译成俄文。

    孙方友的“传统”与墨白的“先锋”，殊途同归

    其实，在文学道路上，最早对墨白产生影响的不是作家，而是画家。莫奈绘画里的复调、蒙克绘画里的记忆、夏加尔绘画里的梦境、梵高绘画里的情绪、达利绘画里对时间的理解、怀斯对乡村和土地的坚守等等，都影响到墨白对小说的理解和叙事。就连他无意中起的笔名“墨白”，也是两种极致的颜色。他说：“在我还没有意识到日后我会写小说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用绘画的眼光来观察这个世界了。后来我接触了大量的西方美术作品，绘画作品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比如达利，他在作品中毫无保留地表现出对世界的怀疑精神使我感到震惊。”

    墨白对诗歌的热爱，丝毫不亚于小说，最初学习写作的时候，他有两本手抄本诗集，装订得像正式出版的书籍一样，从封面到版式都是自己设计。他小说中的隐喻及小说叙事诗性的复式语言所带来的节奏感，也受益于诗歌创作。这种富有节奏感的诗性语言在墨白的笔下是具有质感的情绪化，就像一条流动的小溪，可以触摸。

    早期绘画与诗歌的训练，使墨白的“先锋”走得更长远、更从容。孙方友评价说：“各种艺术门类间就像兄弟，心是相连的，更是亲近的。尤其是中国古典文艺，不少行业的理论都是通用的，可能正是有这个互通性的艺术基础，墨白从美术一转向小说创作就显示应有的艺术灵气，‘传统’了几年，便‘先锋’起来。那时候好像就是一个‘先锋’的文化时代，不‘先锋’就会觉得生存危机，我们兄弟俩一块‘先锋’了几年，或者说全国的文友弟兄们一块‘先锋’了几年，大都回归了传统，墨白却没有走回头路，一直在‘先锋’着。”

    在《手的十种语言》中，墨白完全抛弃了传统小说的故事，充满悬念的叙事无处不在。一个作家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家园，是十分重要的。譬如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譬如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镇。墨白的小说故事几乎都是以颍河镇为背景的，就连那些描写在城市和异乡的漂泊者的时候，他们的人生经历也都与颍河镇有关。“有时，我躺在家中二层的小楼上，从街上走过的人说一句话，或者咳嗽一声，或者放一个屁，我就知道他是谁，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即使闭上眼睛，我也能想象出来。我的故乡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镇子，太多的民间传说像夏日的地气一样，在阳光里不停地摇晃，就像一些不散的灵魂，常常聚在你的身边，你赶都赶不走。”墨白说，自己有意设置“颍河镇”这个符码，就是想借助“颍河镇”这个具有地理学坐标意义的虚构的地名，来接近自己的文学目标。颍河镇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所房屋，每一棵小树，每一个存在或者存在过的人，都是他建造的材料。他对那条河充满着敬畏之情，颍河是那个镇子的灵魂。最初的时候他只是出于本能地对自己所熟悉的那个镇子，对生活在那里的人进行关注。后来他从那个镇子里跳了出来，更清楚地看到了他所创造的这个镇子对自己写作的重要性。

    孙方友的小说叙事，则得益于中国叙事学里“一石三鸟”的表现手法。如果说卡弗的简笔主义小说属于“一景三鸟”，中国文字却属于“一言三鸟”。孙方友说，采用笔记体写作，很可能与自己生长的地方古陈州有关。虽然没直接读过明清笔记小说，但从小就听过《三言二拍》、《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上面的故事。再加上镇子大，各色人等都有，不少人都有着传奇的一生，为他日后书写“小镇人物”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生活原形。

    兄弟俩的写作路数不同，背景却都离不开故乡。从1997年写小镇人物之后，孙方友笔下的文学阵地从陈州转向了他生活半个世纪的小镇，从历史想象走向了现实生活，而在这其间，“陈州笔记”的写作并没有真正中断，“陈州笔记”在故事高度浓缩的基础上寻找理想的细节，利用故事的走向推动作品中人物命运的发展和理性的挖掘，是孙方友创作“陈州笔记”的一个基点。但在“小镇人物”的系列中，他却有意淡化了小说的故事性，用一种淡淡的叙述语言来讲家乡小镇上的熟人熟事，他将笔触从陈州拉向小镇，从历史拉到现实，从想象拉到回忆，他说，这可能也与年龄有关，人老了，怀旧情结也随之浓起来了。

    搬到城市以后，为了不脱“地气”，孙方友每年都要回去几趟，一是看父母，二是看家乡的变化，和家乡的熟人聊聊，从正面或侧面了解他们的生活变化，以便写作时笔下有根。“可是这两年因为我心脏不好，父母担心我身体吃不消，竟从原来的我回家看父母，变成了父母来省城看我，来的时候，还不忘给我带来家乡发生的新闻。”孙方友说，有时兄弟俩陪着父母一聊半夜，讲了新闻，讲旧闻，讲着新人带着老人。如果不刨根问底，他们已经不知父母所云何人，何人家的事情了。镇子和镇子里的人们在他们的嘴里、脑子里风驰电掣，串活了几十年，总归是“过去时”的。 

    小镇文学是世界文学的重要部分，如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巴尔扎克的《高老头》、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卡夫卡的《城堡》，也是以小镇为背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小镇文学也枚不胜举，像《水浒传》中写得最精彩的章节都是在小城镇里展开故事：宋江在郓城、武松兄弟与潘金莲在阳谷、鲁知深在渭州……后来《金瓶梅》又借潘金莲、西门庆延伸出了更浓烈的小城风情，所以被誉为“市井小说”，而“市井”就应该是小镇文化的代名词。中国当代作家受益此间的更不计其数。

    为什么小镇上或说者市井里容易诞生作家？孙方友的理解是，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小镇是一个地区经济文化的中心，二是这里的生活是透明的。“只有透明的生活才能给予我们更丰富的生活经验和丰富而又丰满的书写对象。也就是说，透明的生活是文学产生的基础，也是文学题材和人物形象千变万化的一个重要根基。”（本报记者  舒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