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宰雨：我只考虑文学交流的立场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图书盛宴，第19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即将开幕，世界各国的文明结晶在此交融借鉴，中国文学在世界各国的翻译出版与传播问题，再次成为海内外汉学界关注的话题。韩国作为此次图博会主宾国，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作家阎连科曾经说过：“在中国，在我的那些写严肃作品的朋友中，几乎所有的或绝大部分的作家，都有作品介绍到韩国来。看很多中国作家在出版作品时写的个人简介中，他或她都会说自己的作品被翻译成了韩语、日语、英语等。而且在这种说明文字中，说到被介绍到韩国是最多的”。

    到目前为止，除了琼瑶、金庸、梁羽生等言情武侠小说重复出版几十种之外（金庸小说曾经销售一百万部以上），当代严肃文学作品的韩译出版已经相当多了。作为“韩国文学翻译院”的理事，朴宰雨在为中国文学作品的推介上可谓举足轻重。8月27日，就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传播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朴宰雨接受了本报独家访问。

    读书报：您是从何时开始接触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的第一部作品是什么？ 

    朴宰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如韩愈《师说》等，我在高中的“汉文课”里学过原文。至于中国现代作品，1973年进入国立首尔大学中文系之后才接触到。印象深刻的作品有鲁迅的《故乡》与冰心的《超人》、巴金的《月夜》等。我特别对鲁迅的文学与思想深感共鸣，又继续深造。我在韩中建交之前的1979年9月留学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攻读硕博士课程。不过，当时在台大没有排设现代文学课，只能研究古代文学，我发现司马迁是鲁迅评价最高的古典作家,这样就研究《史记》的文学了。不过，在台大对面的地摊上能买到当时不准正式出版的中国三、四十年代的茅盾的《子夜》、《腐蚀》与巴金的《家》、《爱情三部曲》以及老舍的《骆驼祥子》等作品，这样才可以说是正式接触到中国现代文学了。我1983年回国后在韩国外大教书，1986年就同时翻译了三部书，那就是巴金的《爱情三部曲》与茅盾的《腐蚀》以及《文学的理论与实践》的中国部分。 

    读书报：在与中国作家接触过程中对他们有怎样的印象，有什么样的趣事分享一下？ 

    朴宰雨：我1994年1月来上海通过陈思和先生的介绍拜访了巴金，之后北上北京通过肖凤女士拜访冰心。当时巴金是90岁，冰心是94岁，巴金接见我之后，虽然是年老身体不佳，但是起来慢慢走步行送我，我感觉到一代巨人形象；冰心非常天真，对我带来的可变焦距镜头照相机觉得神奇好玩，还羡慕韩国还保留女子大学，感觉到老人很可爱。后来有幸认识很多中国当代作家，觉得待人接物非常朴素，但是总是能发现朴素里面藏有一视同仁的胸怀和与众不同的灵魂触觉。

    读书报：您在选择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有怎样的标准？可读性是否是最重要的？ 

    朴宰雨：1980年代，我作为韩国的民主变革运动的支持者之一，选择翻译作品的时候，首先考虑这篇作品或者理论著作对韩国的黑暗现实有没有借鉴价值，就是从“拿来主义”的角度选择作品。但是韩国的民主变革基本上达成之后，回到我本来的“中文学者”行业立场，不知不觉中介入我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观点，首先考虑文学史上的意义。但是看来，还是应该多考虑作品本身能不能通过本土性的切实描写来呈现人类普世意义的东西。

    不过，不少情况下，我不主张选择权，只是考虑文学交流的立场。中国评论家或者编选者选择作品之后，请我来翻译，我没有拒绝，这是重视中方选择作品的立场。我看，像最近东亚各国之间频繁发生冲突的时候，能找到在东亚国家知识分子之间发挥沟通与反思作用的作品，能成为东亚共同文学资源的作品才很重要。但是，现在的读书市场，完全依靠市场逻辑，也不得不重视可读性。

    读书报：在选定翻译的作家和作品之后，翻译出版的过程是如何进行的？

    朴宰雨：我是比较重视学术研究的，我的全部精力不能集中于文学作品翻译上。有时候，如果一个人翻译作品集全部，感觉太费时间，那么，组织几位译者分担翻译，最后为了避免良莠不齐问题或者用语与文体不统一现象等，互相轮流校对，指出不统一、不完善的地方，让译者重新检讨并修改，以期提高翻译水平与可读性。韩国的出版社一般很重视翻译质量与可读性。

    读书报：近年来，中国作家协会在对外翻译方面加大了力度，您如何看待官方主动推介作品？和翻译家自己选择翻译作品有何区别？ 

    朴宰雨：中国作家协会重视文学作品的对外翻译出版，这是理所当然的。韩国也有作为文化部的下属机构的韩国文学翻译院推动韩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至于选择哪些作家的哪些作品去外译传播的问题，答案很简单。开始的时候可以由官方推介，但是进入轨道之后，就可以运用文学作品外译申请制度，有外语能力的译者都可以申请，然后通过民间专家委员会用选定标准来选定。海内外翻译家当然不受限制地可以申请。

    读书报：在翻译作品的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朴宰雨：韩中之间是几千年的近邻，好像文化很相似，但是翻译对方的作品，要考虑社会的相异侧面与文化因素的微妙的差距以及审美习惯的不同点，很多。韩国人性子相对的急，中国人行动节奏很慢，作品的分量也跟着不同。因此，在作品的翻译过程当中，遇到翻译技术上的许多问题。如果作品翻译效果上没有大问题，当然还是按照原作原貌进行翻译，是最要紧的。但是涉及到的文化因素比较复杂的时候，应该按自己选择的一套翻译理论来进行翻译才好。

    读书报：中国文学作品进入韩国后对韩国文学界起了怎样的作用，对韩国作家的创作有哪些影响？ 

    朴宰雨：近代以来，中国作家作品中对韩国的影响最大的就是梁启超与鲁迅。梁启超著作1897年以后开始进入韩国，他指导韩国知识分子觉醒，向启蒙救国方向奋斗。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1927年翻译出版之后，对韩国知识分子提高反封建觉醒，加强民族反思有很大意义，提供了和日帝斗争的思想武器，到了1970与1980年代，对韩国推动民主变革运动的知识分子，提高忏悔与反思意识，提供了和军部独裁斗争的思想武器。梁启超与鲁迅的作品，也影响到韩国的“英雄传”的创作与李陆史、韩雪野等作家的创作。

    后来的中国现当代的作家与作品，还不能找到他们与他们作品对韩国作家创作心灵上的直接影响的明显足迹。当然，韩国的文学作品里，也有描写中国与中国人的不少作品。

    读书报：资料显示，余华、莫言、苏童、余秋雨的作品成为了长销书，而很多作家的韩译作品都只印刷了一千部或者更少。销路不好的原因是作家知名度不够、翻译质量不高还是作品本身缺乏文学价值？ 

    朴宰雨：韩国读者一般习惯于阅读西方文学与日本文学的翻译本，同样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自由地生活，在审美习惯上，容易引起共鸣。不过，韩国读者认为：中国作家的作品一般很多反映过去韩国1970年代与1980年代体验过的社会生活内容，反映的水平与技巧也不是很特别。

    至于莫言、余华、苏童、曹文轩、余秋雨、刘震云、阎连科等的作品，还是受欢迎。这说明这些作家所反映的内容还是大部分不超过韩国以前体验过的，或者在韩国文学里已经描写过，不过，他们作品的艺术水平已经达到或者超过韩国读者的期待水平。完全保障表现自由是提高创作质量的黄金钥匙。如果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思想表现的环境与条件，估计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和世界文学的顶峰接轨的作家与作品的。

    翻译时，请翻译质量好的翻译者，才给给大家提供作家作品原来的风貌与艺术水平。

    读书报：韩国知识界认为中国当代作家作品中有价值的不多，您是怎么看待？您希望引进什么样的中国文学作品？ 

    朴宰雨：最近韩国学界的视野慢慢扩大到全世界中华圈的文学。香港与台湾以及海外华文作家的作品中优秀的作品，也应该进行介绍，让韩国读者了解全球范围的中华文学。

    我最近希望引进中华名诗人的好诗歌翻译成韩文出版，让韩国读者多喜欢朗诵。还准备编译《中华圈八人诗选》，里面包括中国大陆与香港、台湾以及海外华文诗人的诗歌。诗歌的翻译是很不容易的。我期待韩国人喜欢朗诵中华圈代表诗人的韩译诗歌。

    读书报：您如何看待“在古代世界文学影响力最大的‘文学强势国‘之一的中国，现在还停留在‘文学弱势国‘的地位”？ 

    朴宰雨：中国进入西势东渐的近代以来，就变成主要收到海外文学影响的‘文学弱势国’。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和平崛起，但是从文学方面看，还停留于‘文学弱势国’的地位。

    这一方面说明，在中国政治与经济压倒其他领域的情况下，作家的创作环境与条件是很不够完善的。另一方面说明，中国个别作家的觉悟与努力，虽然可敬可贺，但是还没有真正继承古代的优秀文学传统与现代的鲁迅等优秀文学传统的。顾彬说的“中国当代作家不能从掌握外语的角度反观中国文学语言”的观点，也有一定的道理。

    读书报：从事翻译工作的收入怎样？

    朴宰雨：我的生活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大学教授的工资。大学教授也有各种研究基金的。在韩国，没有正业收入，只是依靠翻译收入，是很难生活的。所以专业翻译家的生活一般很困难。（本报记者  刘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