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赫玛托娃一些诗歌的创作背景

    阿赫玛托娃（1889—1966)早年以写抒情诗驰名。十月革命后评论界左派批判她为“贵族文化的一片残叶”、“地主庄园暖房里的花朵”、“荡妇兼修女”。1925年起，她的诗被禁。

    大清洗中，她的丈夫、儿子同时被捕。在噩梦般的日子，她秘密创作组诗《安魂曲》（1935—1940)，写下祖国大地发生的可怕事件。经受了严酷生活的磨炼，她的思想与艺术日臻成熟，进入创作新阶段。长诗《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1940—1962)对历史进行了深刻反思。

    1946年8月，联共（布）中央颁布决议，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作报告，阿赫玛托娃遭毁灭性批判。1956年，她恢复名誉，作品重新问世。那些深邃、绝美并具有史诗意义的篇章，使她跻身20世纪诗歌大师的行列。

    本文探讨女诗人一些抒情诗的创作背景。

    《我到诗人家中做客……》（1914)献给阿赫玛托娃的心中偶像、著名诗人勃洛克(1880—1921)。1913年末，她捧着几部勃洛克的诗集去拜访诗人。诗人应她要求给每本书签名留念，并在其中一本上写下一首情诗献给她。此时先锋派戏剧家梅耶荷德正创办一份以艺术探索为宗旨的杂志《三个橙子的爱情》，请勃洛克为刊物撰稿，勃洛克当即答应将他与女诗人的文字往来登于创刊号上。在大诗人支持下，杂志受到热烈欢迎，初出茅庐的女诗人也为更多读者所熟悉。《诗三首》(1944—1960)为怀念勃洛克而作。诗人英年猝逝，她深切缅怀。《这很简单，很清楚……》(1917)献给装饰艺术家、美术评论家安列普(1883—1969)。她的第一任丈夫、诗人古米廖夫(1886—1921)自1914年已移情别恋，夫妻关系日趋冷漠。1915年她与安列普在皇村相识，两人一见钟情，感情炽烈。她写了几十首诗献给他。由此推测，这期间她的许多情诗，如《天刚拂晓我已醒来……》(1917)等就属于该系列。1918年安列普移民英国，而她认为应与祖国共命运，这段罗曼史就此告终。1918年至1926年间，安列普于伦敦确立了在艺术界的地位，曾装饰英国国家展览馆大厅地面。女诗人一直没忘记他。1945年英国驻苏使馆一秘以赛亚·伯林（1909—1997)来访，她首先便向客人打听安列普的消息。安列普也没忘记她，20世纪60年代将她的像加入到英国国家展览馆大厅名人图像之列。1965年她赴牛津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返国途中访问巴黎，与安列普会晤。安列普去世后才发表对她的回忆文章。

    《你要我俯首听命？……》、《我们总算分手……》（均1921)描绘她结束与第二任丈夫——诗人、亚述学家希列伊科（1890—1931）的婚姻。1918年8月，她同古米廖夫离婚，随后与诗友希列伊科结合，入住他家。婚后发现希列伊科性格粗暴，心胸狭隘，她写道：“丈夫是刽子手，/他的家是牢房。”她无法忍受对方的专制和蛮横，1921年夏毅然离去。

    《分离》（1934—1944)描写她结束与艺术史家普宁（1888—1953)的同居关系。1925年，两人相互倾心，普宁虽与妻子分居但未离婚。不久女诗人与普宁同居，和普宁的前妻、女儿同住一个屋檐下，处境颇为尴尬。同普宁结合她也未能获得幸福，1930年她在诗中写道：“两人相伴却孤独”，1938年终于分手。《那颗心再不会回应我的呼唤……》（1953)是普宁死于狱中的噩耗传来时她写下的悼念诗。

    《纪念左琴科》（1958)悼念作家左琴科（1895—1958)。他是她的文友，1946年那场政治风暴中他又成了她的难友。尽管左琴科的处境相当恶劣，但他更关心孤单的女诗人，经常打电话问候。后来两人一起恢复了作协会籍，作品也重新出版。1954年会见英国大学生时，耿直的左琴科竟敢于表示无法接受当年日丹诺夫对他的批判，因此又遭到官方猛烈的口诛笔伐。左琴科晚年仍努力写作，但再没能写出超过以前的作品。为糊口，他不得不在制鞋合作社干活，穷得几乎像乞丐，62岁郁郁而终。

    《致帕斯捷尔纳克》（1957—1960)共3首，后两首写于挚友、诗人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病逝后，充满深情。他是她的友中之友，她说他们彼此深深地爱着对方，但不是恋情。1935年，她的丈夫、儿子被捕，帕斯捷尔纳克给斯大林写信求情，不久二人获释。1940年，女诗人在沉寂十多年后，诗集《六本诗选粹》获准出版，莫斯科购书队伍排成长龙，盛况空前。帕斯捷尔纳克写信把这些告诉她，诚挚地说：“您的名字本身已成为您所描绘的彼得格勒的杰出部分。”过了几个月诗集突然遭禁，他又写来感人至深的信：“我做些什么才能使您稍稍快乐一点，才能让您在重新降临的黑暗中乐于生存下去？”1946年她遭厄运，他不顾安危前来看望，悄悄往她枕下塞了1000卢布。女诗人认为他是最真诚的朋友，最富魅力最有才华的诗人。20世纪40年代帕斯捷尔纳克埋头创作小说《日瓦戈医生》。作品脱稿，出版社称有“反苏”内容拒绝出版。结果小说于1957年在意大利问世，1958年获诺贝尔奖。官方怒斥这是国际反动派的挑衅，立即开展对作家的猛烈批判。阿赫玛托娃读了小说的外文版，向他直言不该在国外出版，并满怀信心地说：“像这样的杰作，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在我们国家出版的！” 帕斯捷尔纳克因精神备受摧残，获奖一年多后撒手人寰。1988年《日瓦戈医生》终于在苏出版，女诗人的预言果真实现。

    《诗五首》（1945—1946)、组诗《野玫瑰盛开》（1946—1964）作于会见伯林后。伯林是俄国犹太人，12岁随父母移居英国，毕业于牛津大学。1945年夏，他被英国驻苏大使馆临时雇用，派往莫斯科。11月14日，他慕名拜访女诗人。他俩纵谈文学艺术，作了彻夜长谈，达到心灵的相通。1945年末，伯林在苏工作结束，1946年1月5日专程赴列宁格勒同女诗人告别。她赠他一本自己的诗集，并在衬页上写下他俩会面后创作的诗。两次邂逅对各自的人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女诗人本已十分坎坷的生活道路更加险象丛生；这次访谈也成了伯林一生的转折点——出于对专制制度的憎恨，潜心研究俄国思想和文化，日后成为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而他们的两次会晤都被苏方保安部门所掌握，斯大林看到情报后说：“我们的修女又同英国间谍勾搭上啦？”在他俩分别七个多月后，一场风暴朝她席卷而来。1946年8月14日，联共（布）中央决议震惊世界，这一天可被视为冷战开始之日。女诗人明白自已为何得罪官方，这与她同英国外交官的私人访谈直接有关：“他不能成为我的温柔丈夫，/但我和他却将造就/20世纪的骚动不安。”（《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1956年夏，伯林访苏，想同她见面。而她的儿子刚刚获释，怕儿子受牵连，她只得忍痛谢绝，不敢再给20世纪后半叶制造骚动不安。二人通了电话，她向他讲述了作为一名戴罪在身的作家的经历。伯林为当年造访导致她遭受深重灾难而内疚，尽最大努力做些弥补。经他提名，1965年牛津大学授予阿赫玛托娃名誉博士学位。两人在牛津相见。她对他说，自己确信正是他俩惹恼斯大林，促使冷战爆发，他俩不经意间改写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