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将“陈宧”当“陈宦”

    辛亥百年推出的影视作品与出版物，至今余温尚存。笔者屡见国家重大历史题材作品中，竟出现了将历史人物的人名或姓氏搞错的硬伤。

    那是在《建党伟业》热播期间，素来很少看电影的我，一天傍晚应邀在新建的影院去凑了一下热闹。可是，当看到香港著名影星周润发扮演袁世凯出场，脱口说出“陈宦”二字时，让人大跌眼镜。接着，袁氏问及黎元洪对帝制的态度，回答竟是“大总统指向哪里，我就打向哪里”。事实上，黎氏在其他方面唯袁氏马首是瞻，惟独对帝制断然反对。此处完全违背历史事实，我再也坐不住了。

    无独有偶。去年盛夏时节，笔者到河南项城博物馆参观，展板上介绍袁世凯的亲信陈宧，也赫然写成“陈宦”，讲解员竟将“宧（yí）”说成“宦（huàn）”。我当即给讲解员纠错，讲解员说：她也知道错了，但说惯了就将错就错。展板将在辛亥百年庆典期间更换。最近，笔者观看电视连续剧《护国大将军》，剧中再次重蹈覆辙，将陈宧念成“陈宦”。为了防止以讹传讹，笔者不揣浅陋，略作阐发。

    这里的“陈宦”，实为“陈宧”之误。《中国近代史词典》（陈旭麓、方诗铭、魏建猷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出版）、《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7页）等辞书，都有“陈宧”专条。且“宧”与“宦”读音不同，含义迥异，不能混为一谈。

    其实，陈宧其人，是民初南北统一后，一位活跃于北京大总统袁世凯与身在武昌的副总统黎元洪之间的联络人。笔者曾在《首义大都督黎元洪》（湖北教育出版社2011年9月版）的第十五章第142、143页，进行了专门叙介。

    陈宧(1860-1943)，原名仪，又名宽培，字养钿，号二庵。湖北安陆人。晚清拔贡，湖北武备学堂毕业，原受清军将领锡良的特达知遇，曾在四川、东北任军事要职。赴欧洲考察后，任清乡督办。锡良生病辞官后，陈宧又受知于袁世凯，这时的陈氏已经名满海内，他与吴禄贞、蓝天蔚并称“湖北三杰”。辛亥首义成功后，因是湖北同乡之故，曾一度受聘于黎元洪幕府。又经同学李书城、耿觐文介绍，结交陆军总长黄兴。1912年4月被袁氏电召入京，就任中华民国参谋本部次长。时参谋总长黎元洪想在武昌继续做“湖北王”，便委托陈代行总长之职。此乃陈为袁黎之间牵线人的来由。

    陈宧既是袁、黎之间的联络员，也是出卖黎氏的一名干将。奇怪的是，袁氏虽老奸巨猾，对陈氏则言听计从，所有湖北接近袁氏的要员，如立宪派大老汤化龙、黎元洪的文胆饶汉祥等，均由陈为之引见。袁对汤、饶总是说：“你们什么事，多和二庵商量。”袁对革命党人之排斥，对黎元洪之入京，对黄兴之自请撤销留守府等等，悉由陈氏设计促成。袁、黎之间文电往返，经常由陈会同饶汉祥在京或在武昌拟好，然后分别由袁、黎具名发出。难怪特立独行的国学章太炎在见了陈宧后，评说道：“此第一人才，然亡天下者未必非此人也。”

    汤化龙在陈宧的引荐下，一到北京，就立即向袁世凯献媚：“湖北党人正在分化，孙武组织民社其目的即在与同盟会对抗，加以运用，裨益非浅。”袁当然高兴万分，并嘱汤设法扩大组织，成为拥护政府的党。袁惟恐黎、汤号召力不够，又叫汤化龙立即赶赴日本，迎梁启超回国，成为袁御用的进步党，与国民党分庭抗礼。袁得到这些人的捧场，便为所欲为了。

    不仅如此，袁氏还亲自安排汤化龙坐上了议长的宝座，并重金收买饶汉祥、陈宧，促成黎元洪北上，瀛台冷坐；并彻底摧毁湖北党人势力和湖北8个师的军队，使黎氏成为一个“光杆司令”。同盟会“先天会员”、民初国会议员刘成禺曾对人说：“饶汉祥、陈二庵把黎元洪卖了200万元。”（刘成禺：《世载堂杂记》，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95页）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陈宧是袁世凯“囚黎驱段”的干将，也是导致袁氏帝制闹剧草草收场，直至一命呜呼的所谓“二陈汤”之一。“二陈”即四川将军陈宧、陕南镇守使陈树藩，“汤”是指湖南将军汤芗铭。尤其是陈宧与蔡锷的联手，是对袁氏的致命一击——

    那是在民国三年，蔡锷进京，与陈宧同为袁氏海陆军统帅部办事处委员，陈、蔡两人相处甚欢，有英雄相惜之感。一来蔡是湖南人，陈是湖北人，两湖素有大同乡之谊；二来蔡的出身，和陈相同，均是贫穷出身，也均靠自己苦读奋斗见重于世；三来蔡的门生故吏遍西南，陈的门生故吏也遍西南。有此多种因素，两人过往甚密。蔡领导护国倒袁后，就是靠了这一段友谊陈反戈一击，最后迫袁退位之功。章太炎逝世之后，陈宧曾对人说：“太炎殁，世间无真知我陈某者。太炎真知我，我也真知太炎。彼陆建章谓得太炎一篇文字，胜过十万兵马，犹轻视太炎耳，我则谓太炎一语，足定天下之安危也。”此话印证了陈宧关键时刻的倒戈，促成了袁氏帝制的终结。

    在我们对陈宧有一个初步了解后，再来看一下有关出版物对陈氏的记述。在《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李盛平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出版）与《民国人物大辞典》（徐友春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辞条中，在《百年家族·黎元洪家族》之《困居之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76页），在《黎元洪传》第十三章《初任总统》（崇文书局2009年版第211页）里，居然都是将“陈宧”误作“陈宦”。而《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之《黎大总统面面观》则是“宦”、“宧”相间（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页）。更可笑的是，陶菊隐著述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三联书店的版本（1957年出版，1978年重印）均是“陈宧”；而海南出版社于2006年，以《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895-1928》（全五册）重新出版时，竟赫然印为“陈宦”。诸如此类，将辛亥首义人物金兆龙误作“金铫龙”，把程定国（正瀛）变成“陈定国”（伍立杨著《中国1911：辛亥年》，春风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版；伍立杨：《首义第一枪到底是谁放的》，《海南日报》2011年10月10日第十六版）等，也时有发现。

    综上所述，为何将“陈宧”一而再，再而三地搞错呢？我想，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有三：

    首先，“宧”与“宦”笔划相近，容易混淆；“陈宧”是历史人物，影响有限，且“宧”不常见，容易出错。其次，编剧、导演与演员，乃至我们的审查官员，史学修养不足。例如在民国初年，一般称人名不是直呼其名，而是呼其号，或以里望称人名。像称陈宧，一般称作“陈二庵”；称黎元洪为“黎黄陂”等。如果稍有历史常识，演员在影视剧中，只会将“陈宧”称作“陈二庵”，不会误呼“陈宦”。再次，传记的作者与编者，对与传主相关人物的研究，以及工作责任感，亟待加强。据笔者了解，上述专著的作者与编者，不是史家，便是中文专家、教授，不存在知识问题。只是有的学者偏重于宏观，疏于微观所致；有的作家、编剧，往往注重艺术性，而忽视历史真实。再则有的作品，纯属应酬之作，未作深入的考订。所以，我们只要稍加认真，是完全可以避免出现这一硬伤的。

    人名是一个人特有名词，稍有不慎，就会张冠李戴。有时甚至造成不必要的误会。记得有一位领导退休前参与编纂了一部专著，但编辑竟将他的名字的“骅”，除掉了“马”字旁，被人讥笑为“下马了”。闹得很不愉快。曾几何时，笔者也曾深受其害，有人将敝姓“裴”误作“斐”，我就起笔名“斐祎”，又被人误为“斐伟”。后更名为“飞翼”，有人仍误作为“飞冀”，真让人哭笑不得。

    怎样才能不出错，窃以为，一个办法，少一点应酬，多一点知识的积累；再就是，有疑问，多查询；信不足，多请教；付梓前，多给专家看。当然，还有一个最笨也最可靠的办法，那就是认真再认真，细心再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