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皆关大局

    在学术界，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所长、研究员黄克武的名字常常是与严复研究联系在一起的。从1998年出版的《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体字版，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到2008年出版的英文专书《自由的意义：严复与中国自由主义的起源》，再到新近在大陆推出的《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显示了他近年来学术上的精进与成果。“这些研究虽然多限于‘一人之事’，不过更重要的关怀则是希望‘知人论世’，能从个人经历延伸，进一步地观察清末民初之际‘文化动态之整体’。”在新书《惟适之安》中，黄克武从严复异性情缘、北洋当差经历、译语与“和制汉语”的竞争及与灵学会的关系等几个侧面入手，对严复日常生活进行详细的梳理，探讨其心路发展历程，为学界全面认识严复其人其思想提供了另一种新的角度。

    读书报：目前，关于严复的研究著作已出版很多，您如何评价自己的这本新书？选择异性情缘、北洋当差经历、译语与“和制汉语”的竞争及与灵学会的关系这几个侧面来梳理严复思想，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黄克武：严复的生平事迹与思想一直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课题之一。他的一生，触及了清末民初转型为“现代中国”时所遇到的各种困境。过去，学界的确有不少重要成果，我自己也先后出版中英文论著，试图厘清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之倾向与特质。然而，这些实皆为环绕作为一位近代知识分子、政治思想家、启蒙者的“公领域”的部分，而关于他“私领域”，以及公私领域之相互关系较少受到关注。然而，一个人的“公领域”与“私领域”其实是交织在一起的。换言之，严复在私领域中所表现出的行为和选择，均与其政治思想、外在的行为举措是相互关联的。此种公私领域交织的“关联性”，正是本书的特点之一。第二，我则希望从此一“关联性”来凸显一个“现代中国文化”形成的过程、面临的困境与未来的希望。我试图从“文化”的角度切入，探讨严复的私人情感之抉择、考科举与官场仕途选择、翻译文化以及知识和宗教观念等面向。这反映出一个所谓“现代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如何成型的历史过程。我将此一过程置于张灏先生“转型时代”论下观察，试图呈现出严复诸般个人思想与行为抉择的“两歧性”。严氏思想和生活上的各种实践因而出现了延续与断裂的情形。这是他试图贯通中西所开创出的思想道路。

    读书报：您在书中既否定了周振甫、李泽厚、余英时等人对严复思想晚年出现保守、倒退这一论断，又认为史华慈认为严复是充满矛盾、冲突的“两面人”这一观点有严重误导性。您认为在评价严复思想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黄克武：这其实一直是严复研究中争论最多的议题。我认为一个人的思想与行为，虽可能有许多变化，然多有一基线可循。换言之，研究严复思想，最重要的是要从他多变的思想面貌中，寻找不变的基调。严复的思想和行为，若单从文献所呈现的“现象”来看，的确会有互为矛盾、背反的问题。然而，他并非唯一的特例。生处于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有此特点。梁启超与胡适皆为如此。这些“矛盾”，很奇妙地在严复身上结合，其所反映的实为“传统”与“现代”交织在一起的现象。自1895年起，至1925年止的这段时间，中国传统思想逐渐解纽，其基本价值取向也渐致动摇。同时，新的思想论域则透过新教育机构、传播媒体、新语言等要素逐步形成。然而，这些“新”是与“旧”交织在一起的。换言之，现代思想与传统之间，有部分连续性，亦有断裂。因此，评价其思想首要注重的，就是适切地把握时代特色及氛围。第二，则是在时代背景下，挖掘思想者的思想基线。我在《惟适之安》中将严复放于“转型时代”下，指出他一生并没有一个从西化、经折衷到复古的激烈转变，而且他也不是一个如史华慈所述的“两面人”（Janus-like attitude）。他所提出的政治理论或现代性方案，与其终极关怀是相配合的，他早年并未全盘扬弃传统，晚年也未曾放弃西方的自由与民主。“会通中西”始终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希望进而能替中国未来找到一条合适的现代道路。显见，要如实理解严复与其所生存的时空背景，掌握“ideas in context”（脉络中的观念），方能掌握其思想基调。

    读书报：严复译著在清末民初一度引起阅读风潮，对知识界产生巨大影响。但他所用的桐城古文与所创造的新词汇，在20世纪之后却被胡适、陈独秀所主张的白话文和梁启超与其他大量留日学生所引进的“和制汉语”彻底打败。您如何评价这一失败的历史后果？假如严氏词汇所代表的方向获胜，今天我们的语境会否有所不同？

    黄克武：假设这场新名词之战是严复得胜，那么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词汇，就会呈现出以古典汉语为主，穿插严复创造的音译名词和意译词汇。这套以古典汉语为主的翻译系统，以现代汉语角度来看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严复在翻译时运用许多典故。此外，他创造的音译及意译词汇，也有许多难解之处，与“我手写我口”的白话文，相距甚远。但是，如能确实掌握及运用，那便能深刻体会到传统汉文之美与深远的意境。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严复的失败仍为事实。但其所提倡的方向，我给予高度评价。他特殊的翻译字词和形式，是出自其对古典汉文的理解和坚持。他所留下的翻译遗产，亦即“信、达、雅”的理想，无疑仍值得后继译者继续追求。

    读书报：近代中国思想界普遍接受的是卢梭“天赋人权”和“公意”等思想，但严复对此却持批判态度，认同英国弥尔主义和保守主义者柏克的主张。今天中国学界也有不少人在反省20世纪以来接受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教训，很多人也倾向于认同保守的自由主义。您如何评价严复所认同的保守自由主义？

    黄克武：严复所开创的保守、调适取向之自由主义的基本特质是：在“个人”与“群体”价值的衡量上，不接受极端的、重视个体的个人主义，否定“群己冲突”，而是从“群己并重”、“群己和谐”的角度来肯定个人的价值。他重视以赛亚·柏林所谓个人在群体内得以伸张自我价值的“积极自由”。这是严复对传统价值之肯定，以及以之接轨西学所导出的结论。质言之，他的保守自由主义，还包含对传统价值的注重。他同英国保守主义者柏克与摩利一样，都尊重传统的积累。严复认为，中国现行的体制，是在岁月中不断成长进步而逐渐成熟的有机体，如完全扬弃过去，便无法在固有的基础上建设成一伟大的国家。但我们回顾整个20世纪，中国走过的是一场接一场的革命，这种强调“拔本塞源”式的破坏方式，实无法协助中国建立民主共和理想。因此，严复的保守、调适自由主义的意义与价值，便愈显重要。他为我们提示出一个结合中国传统儒释道内在价值与源于西方的思想资源及政治制度的理想，并以渐进、调适的中间路线来实现此一理想。

    读书报：您把严复自题的墓志铭“惟适之安”作为书名，这不仅确切地表达他的人生立场，是否也可理解为对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转型时代”的一种隐喻？

    黄克武：此四字强调，中国人民必须不断调整自身，以适应外来的各方挑战，如此，中国方能如浴火凤凰般重获新生。“适”与“安”二字反映出近代中国面临的外部与内部无数的挑战和质疑，也因如此，才必须时刻调整以追求安康之道。这的确符合近代中国思想史上“转型时代”的特色，也就是思想、知识、文化体系上，“新”、“旧”交织互动所产生的“两歧性”。可以这么说，严复的一生都在尝试调合中、西，传统与现代的“两歧性”，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困境，也是近代中国于现代转型时所遇到的难题。我们必须从此角度来看待，才能重新反省当传统与现代相碰撞时，应该采取的立场与态度。这也是严复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思想遗产。（本报记者  陈菁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