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陈菁霞）在日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举行的“现代思想史上的林语堂”座谈会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周质平指出，在五四时代对中国传统文化激烈批评的大环境里，林语堂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既非激进，也不过分保守。他处在革命和怀旧之间，对传统文化持一种欣赏的态度，能够在新旧之间看出调和共存的可能。
周质平指出，林语堂在30年代国难深重的时刻提倡幽默闲适的小品，其目的还是在争取言论自由。他所一再强调、表明的是，即使国难当前，一个人应该有不谈救国的自由和做自己的自由。“在争取言论自由这一点上，我们常常忽略他有两个不同的阶段或者两个不同的境界。第一个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向当道争取言论自由。这种争取言论自由的方式受到群众支持。另外一种是向舆论争取言论自由，这个争法远比向当道争要难得多。”
林语堂认为文学不必为任何东西服务，这样的看法不能得到当时知识分子的理解。林语堂要争取的是我们要有无病呻吟的权力。中国人很长时间是有病而不能呻吟，无病可以呻吟那是何等了不起的一件事。林语堂是那个苦难时代里极少数敢于提倡生活情趣，并提出快乐无罪的看法的人。“他之所以写打油诗、谈风月，正是要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为中国人提供一处在政治上比较中立的空间，在那方园地里面还能喘喘气，在呻吟嚎叫之外有些微吟低唱。”
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逝世，13个月后，林语堂在纽约发表《鲁迅之死》悼念这位老朋友，对他们的交谊离合进行了回顾和分析，谈到有关小品文的那段争执，“《人世间》出，左派不谅吾之文学见解，吾亦不愿牺牲吾之见解以阿附初闻鸦叫自为得道之左派，鲁迅不乐，我亦无可如何。鲁迅诚老而愈辣，而吾则向慕儒家之明性达理，鲁迅党见愈深，我愈不知党见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
林语堂和鲁迅的交恶全在党见。周质平说，林语堂所提倡的小品文以自我为中心，这正是个人笔调及性灵文学的命脉所在。“林语堂的小品文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之所以有一席之地，正在他能够独树一帜而没有随着左派俯仰。缺乏党见在当时看来当然是一种遗憾，但就客观的立场而论，这正是林语堂20世纪30年代对中国文坛的贡献。”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