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不能选择健忘”

    说到江苏，总不免令人联想到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人文宝地、鱼米之乡。可是在苏北临着黄海地界有一片荒僻、苦寒、贫瘠的滩涂，那里最盛产的是泥土和芦苇。当地人不止造屋，连室内家具都用黄泥垒成，芦苇的用处更广泛，编筐织篓全靠它，芦花则用来当棉花絮被子。当然，这些景况都是历史，起码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如此。1957年反右运动催生的一部分右派们曾被流放到这片滩涂，背井离乡的知识分子置身此情此景，对当地的艰苦感触颇深，又联想到曾流放过俄罗斯十二月党人、民主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们的西伯利亚，“苏北利亚”的提法就此诞生。都是知识和思想惹的祸，幸亏当地劳改干部头脑质朴，不知西伯利亚典故，对“苏北利亚”之说不以为忤。

    1957年的冬天，于疆还是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电力工程系四年级的大学生，毫无思想准备的他在学校大礼堂的师生集会上经历了当众宣判、逮捕的现实梦魇，而接下来一路向北的舟车劳顿将他的人生拉进苏北利亚，开始更加猝不及防的长达22年的流放生涯。当他在《苏北利亚》一书中记录下因言获罪后命运坠入低谷的那一幕，纵然贯穿全书相对克制的情感温度也在此降到冰点以下，就像索尔仁尼琴所说的，“逮捕，这迅如闪电般的当头一棒，不消说，意味着你生命濒临破碎的致命关头”。改革开放前夕，重获自由的他带着尚未“濒临破碎”的生命回到社会，整个中国已经过数次政治运动的“洗礼”，曾经的母校、师友、故人予人以事过境迁物是人非之感，直到他八十年代初赴美，虽体会过初到异国的种种艰辛，但一边疲惫一边呼吸着自由空气，终于能够静下心来梳理一番不堪回首的人生遭际。

    这些年来，此类记述、回顾、反思特殊年代中人物命运如何多舛的书籍并不鲜见。有些是如高尔泰的《寻找家园》那样的回忆录、纪实，有些则是把历史糅在小说中，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即属此列。于疆本是理工科出身，闯荡美利坚换过好几份工作，也还是以电气工程师和某工程公司总裁的身份退休，所以他笔下的《苏北利亚》无论叙事结构还是文字风格都不怎么强调文学性，规矩而平实，完全按照时间顺序以白描笔法勾勒出他的记忆。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22年很长，何况还是从20岁到40几岁这样本应有所作为的金子般的年代。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想必刻在作者脑海里的人与事远不止书中十几万字所能承载，这便牵涉到一个如何对记忆加以取舍的问题。他在过于细碎到牺牲掉节奏感的日常记录与凸显坎坷、惨痛的苦难提炼之间，寻求到难得的平衡。有劳改中的右派们饮食起居的真实细节，也有各自可称惊心动魄般的灰色往事。值得一提的是，整本书中作者用以记录自身经历的笔墨并不算多，他把更多篇幅用来装下他的耳闻目睹，他的观察和思考。那些曾经和他共患难的人们，有着人性的不同表现，伟大与偏狭往往相隔一线，这样记录下的人物和故事，鲜活而有说服力。

    任何历史都是由无数个卑微、渺小的个体遭遇所构成的，个人经历像是多棱镜的一个侧面，无法囊括历史全貌，却足够折射出大时代的轮廓。于疆的遭遇在那个年代肯定不是个案，是具有相当普遍性的知识分子命运的典型呈现，唯因于此，今天借着回忆文本的脉络重看这段非理性、失智、荒谬的历史才尤为引人深思。而对于个人悲剧命运的回溯，从来都是隐去过于个人化的情感流露才更有力量和深度，哭天抢地的诉说悲则悲矣，眼泪却会冲淡反思的浓度。《苏北利亚》中的右派们的经历不可谓不令人唏嘘扼腕，但作者尽量剥离掉叙事的情绪化元素，只将往事还原到纸上，用隔着悠长时光过后的口吻甚至不乏自嘲与幽默地重温。“作者从苦难中发现了荒唐，把荒唐演变成幽默，令读者含着泪水微笑，继而陷入思考。”同为记录特殊年代个体命运的作家杨显惠这样评价于疆的写作。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战国策·赵策》上的话，是我们中国人的祖传。为了中国人子孙后代的幸福，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时刻警醒着，记住，再也不能选择健忘了”，作者于疆在《苏北利亚》的尾声中这样写道。当这本书步入越来越多读者的视野，当这个独特的地域名词和书中那些令人过目难忘的苦难为更多人所知，或许让这段历史停驻在书中的作者的使命便已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