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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月底六月初，我有幸在北京接待了前来访问并探讨与中国几所著名高校合作交流的美国友人杰弗里·哈芬。由于我们有众多共同的朋友，因此谈起话来无拘无束，十分自由。在此之前，我仅知道，哈芬是著名的文学学者，现任美国国家人文中心主任。我们虽于2005年春天在弗吉尼亚大学举行的一次人文学科期刊现状的会议上相识，但之后的交流并不多。而此次他在北京逗留一周，我们彼此便有了较多的时间交流。我记得他曾经帮助老一辈学者艾布拉姆斯修订出版了蜚声文学理论界的《文学术语词典》，于是我随便问了他一句，“你最近去看了艾布拉姆斯吗？他今年应该庆祝百年华诞了吧？”哈芬立即答道，“下个月我肯定要赶去和朋友们同庆他的生日的。”我当即领悟过来，“就在下个月？那我肯定是赶不及亲历这一盛大的场合了。请务必代我向他老人家问好！我虽然无缘成为他的学生，甚至几次都与他失之交臂，但是他对我的影响却是终身的，并且始终贯穿我的学术生涯。”哈芬答道，“一定，我还要代你向所有出席这一场合的朋友们问好！”
这是一位百岁人文学者，公认的国际文学理论大师的百年华诞，其盛况可想而知了。在当今时代，任何一个从事西方文学理论或浪漫主义文学或文论研究的学者大概都不会不知道M.H.艾布拉姆斯这个名字，尤其是他的那本经典性的著作《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这不仅是因为这本书自1953年出版以来就一版再版，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重印，广为东西方学者们所引用和讨论，而且还因为作者在书中提出的作为总结西方文论发展史的四要素至今仍不断地为学者们用于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我于本世纪初开始在北京语言大学招收比较文学博士研究生时，这本书是通过入学考试的一本必读书。半个多世纪以来，即使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下重温艾布拉姆斯的这本书，我仍然惊异地发现，他的不少批评理论和学术思想仍不失一定的现实意义。
确实，在欧美现当代文学理论家中，艾布拉姆斯可算是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他于1912年7月23日年出生在新泽西的长岛一个犹太人家庭，20世纪30年代考入哈佛大学，受过“哈佛文学史学派”的严格训练，其间曾赴英国剑桥大学师从I.A.理查兹，后于194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这种严格的训练为他日后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就是那本经过不断修改扩充并在日后产生巨大影响的《镜与灯》。他一生著述甚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除了《镜与灯》外，还有《自然的超自然主义：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传统与革新》、《相似的微风：英国浪漫主义文学论集》，《探讨文本：批评和批评理论文集》 ，以及那本至今仍畅销不衰的《文学术语词典》等。此外他还长期担任不断修订、扩充、再版的权威性《诺顿英国文学选读》的总主编和浪漫主义分卷的主编。这套具有权威性的教科书不仅长期以来一直是英语国家大学的文学学生的必读教科书，同时也是非英语国家专攻英语文学专业的学生的必读教学参考书。我在几所大学讲授英国文学课时就使用它作为参考书，在我家里的书橱里，仍珍藏着不同版本的这套文选。由此可见，我们无论是谈论英语文学或文学理论，都无法绕过这位重要的人物。今天，当我们翻开那本颇具权威性的《约翰霍普金斯文学理论批评指南》，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由于姓名的英文字母顺序）就是关于艾布拉姆斯的条目。
艾布拉姆斯高于他的不少同时代人的地方在于，他既不同于那些仅擅长于文本阅读的“实用批评家”，同时也不赞成专事纯理论演绎的“元批评家”，他在骨子里仍是一位人文主义者，或者是一位类似（他的学术同行）诺思洛普弗莱和（他的学生）哈罗德布鲁姆那样的具有诗人气质的理论家。因此阅读他的著作，我们一方面能感到他学识的渊博，另一方面又能欣赏他那气势磅礴同时又行云流水般的文风。他的代表性著作《镜与灯》就属于这样一类理论著作。关于《镜与灯》的隐喻意义，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指明的，“本书的书名把两个常见而相对的用来形容心灵的隐喻放到了一起：一个把心灵比作外界事物的反映者，另一个则把心灵比作发光体，认为心灵也是它所感知的事物的一部分。前者概括了从柏拉图到18世纪的主要思维特征；后者则代表了浪漫主义关于诗人心灵的主导观念。这两个隐喻以及其他各种隐喻不论是用于文学批评，还是用于诗歌创作，我都试图予以同样认真的对待，因为不管是在批评中还是在诗歌中，使用隐喻的目的尽管不同，其作用却是基本一致的。”事实上，古今中外用镜子充当比喻的例子不胜枚举，但艾布拉姆斯的这种比喻已经有意识地将浪漫主义文论与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文学批评传统连接了起来，对于我们完整地理解西方文论的各个阶段的发展历程有着画龙点睛之作用。
《镜与灯》虽然主要讨论的是浪漫主义文学理论，但我认为，它对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工作者所具有的普遍指导意义和价值却远远超出了他对浪漫主义文论本身的讨论，这种意义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在他所提出的文学批评四要素，也即世界、作品、艺术家和欣赏者。这四大要素放在一起几乎可以包括西方文论史上各理论流派的批评特征，使得初步涉猎西方文论领域者对这一领域的历史演变、流派纷争以及其当今现状很快就有一个大致的轮廓。在这四大要素中，始终占据中心地位的无疑是作品，这也反映了作者的形式主义批评立场始终就是与阅读文学作品密切相关的，这同时也是他为什么要与解构主义的元批评方法进行论战的原因所在，而那些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批评理论所侧重的也恰恰是其与作品最为密切相关的一个方面。确实，在今天的不少文学批评中不谈作品已经成为一种时髦，重温艾布拉姆斯对文学作品的强调大概至少可以作为一种反拨，同时也使我们的批评家清醒一些吧。
写到这里，也许读者会问，既然你如此看重这位文论大师，为什么却多次与他失之交臂呢？这就说来话长了，至少应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我还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同时也参与了北京大学出版社组织的文艺美学丛书的编辑工作。为了更加有效地促进中西美学和文学理论的对话，我们编委会决定在丛书中收录艾布拉姆斯的巨著《镜与灯》，由我组织人力翻译并进行审校。当我们编定该书时，曾经想到过请作者为之撰写一个中译本序。但是在当时通讯联络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我只得冒昧给老人的工作单位去了一封信，结果等了几个月也不见回信，而那时中国尚未加入伯尔尼国际版权公约。我们为了促使该书中译本早日问世，就在发排前邀请与艾布拉姆斯有一些交情的李赋宁教授写了一个短序。李先生欣然答应，很快就写好了序。我们当时多么希望该书中译本问世之际作者能够在场啊！于是就请李先生代我们邀请艾布拉姆斯教授在方便的时候来中国访问讲学。几个月后我们得到了回信，由于他年迈不便远游，无法接受我们的访学邀请。就这样，我们与这位大师第一次失之交臂。
2007年5月，我应康乃尔大学卡勒教授的邀请前往该校访问演讲。我一下飞机，就和前来接我去宾馆的卡勒兴致勃勃地交谈起来，并且很快就提到我的一个愿望：我想借在康乃尔的逗留期间，拜访一下我钦慕已久的艾布拉姆斯教授。卡勒答应替我满足这一愿望，并告诉我他已经提前和艾布拉姆斯打过招呼，要我晚上等他的电话。晚上我苦苦地守在宾馆的房间里等着卡勒的电话，但直到九点半以后才接到这个令人沮丧的电话：我被告知，由于老人两天前染上了感冒，身体虚弱，不方便见任何访客。而我在第二天演讲完第三天就要去西部访问了。于是，我再一次与这位大师失之交臂。现在，老人的百年华诞喜庆在即，而我却由于公事在身无法在短期内办好手续飞赴美国，因而再一次失去了与老人相见的机会。对此我自然深表遗憾，但却默默地思考着：人生有时就是这么奇怪，有些人天天生活在你的身边，但却对你没有任何影响；而有些人远离你千万里，但却影响了你一生。我想，艾布拉姆斯就属于后一种人。在他百年华诞来临之际，我衷心地向他表示祝福和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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