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青春期

    如果说唐宋是中华文明的成熟期，那么我们的青春期恐怕在春秋战国——在这里，以“礼崩乐坏”、“百家争鸣”为形式，中华文明叛逆了不成熟的自己——上古时期，走向了充满矛盾的新时代，迈出了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哪怕这充满艰难。

    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僭越的诸侯操纵了礼乐征伐，却又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士人阶层登上了自由发言的舞台；这是一个争于气力的退化时代，井田制瓦解后，不少百姓穷困潦倒，失去了生活保障，诸侯国之间“争城之战，杀人盈城；争地之战，杀人盈野”，却又是一个革故鼎新的进化时代，伴着齐桓公、晋文公、赵武灵王等一系列铁腕改革，新制度的蘑菇吸取着倒塌的礼乐制大树中的营养，如雨后春笋般开遍神州大地；这是一个风云争霸的流血时代，却也是一个塑造文明、颇具人性的光辉时代。自由，热烈而又充满矛盾，这就是春秋战国——中华文明一段传奇般的青春。

    首先把握住社会叛逆期到来的，乃是齐桓、晋文二公——也正是他们，被白效咏老师放在了醒目的开篇位置。易中天说，春秋战国是“星星变成月亮，月亮变成星星”的时代，那么桓、文二公便当之无愧是月亮中的超级月亮，而“霸”这个字——也正是因为他们——从此成了人间乱世强主的代名词!

    齐桓、晋文二公让我最感动的，是他们对人才不拘一格、包容广纳的王者气概，人们也许能想象小白如何宽恕了管子，却想象不到重耳又是如何饶过了当年迫不及待追杀自己的宦官勃鞮。

    我们都知道，管仲是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关键人物，就像孔子所说，没有他扶礼乐文明之大厦于既倒，“礼仪之大”、“服章之美”的华夏族恐怕要“披发左衽”。但是，如果没有齐桓公无条件的信任与鼎力支持，管仲又会有多大成就呢？孔子他老人家无论理论、道德还是实际执政能力，不也都是卓然超群吗，但是他老人家却在无能为也矣中梁朽山颓。同样，在离开齐国温柔乡的车上，重耳要是一戈砍了狐偃，也就不会成为后来的晋文公。可见这不只是普通意义上的“伯乐”和“千里马”之间的相互赏识与合作，只有历史性的智慧人物与同样历史性的统治者强强联合，才能真正创造出历史。

    《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下的大裂变》说，宋襄公的死标志着这一个时代的结束。转回头看，坚守规则、固守道德，“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的宋襄公，真令人百感交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宋襄公的哥哥公子目夷，对国际战争形势的变化看得非常透彻，虽然从来不被沉浸在礼乐文明里长不大的弟弟理解，却处处渗透着对弟弟的爱和关心。当看到目夷不远万里将被楚国捉去成为人质后又流落卫国的宋襄公迎回并返还其君位时，我的感动和震撼无法形容，当此时，还没有“季札之风”、“长卿之节”的典故，但这却和后两者一样，足以让后世手足相残的帝王们黯然失色。

    要说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借鉴异族优秀技术引发的技术革命，当属胡服骑射无疑——其实所谓“胡服骑射”绝不仅仅是学穿胡人的战袍，学骑胡人的马那么简单。看了本书，我才终于了解到，赵武灵王引进了一大批各种各样的胡人专家，不只是骑兵队的教练，还有制作皮器和骑兵武器的工匠，甚至还有医药、歌舞等文化方面的人才，而赵武灵王本人最后都能说几句娄烦林胡的什么鸟语。他甚至借着胡服骑射革命，普查了全国的人口和“马口”，建立了先进的军事人口管理体系。

    总而言之，这次改革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文化的第一次大碰撞、大融合，对中国而言，既革新了社会制度和军事科技，又改进了文化，引领了时代潮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不管是后来的北魏孝文帝改革、清朝入关还是新文化运动，其揆一也。

    春秋战国时代，是世界轴心时代的中国轴心，后世无数政治制度、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的源头都能在这里找到，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下的大裂变》一书，道不尽历史的全貌，却足以让我们对当时的人与事可见一斑，足以窥见历史的潮流，民族飞扬的青春。

    《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下的大裂变》，白效咏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