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版“开门办学”

    “开门办学”原是“文革”时期高调提倡的一种办学方式。遵照 “五七指示”，一方面，让学生走出校门，“学工”、“学农”、“学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而实际上主要是放在“学农”上；另一方面，则是让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走进学校，并由他们来管理学校，当然还有“军代表”以及主持军训的军人。这种办学方式尽管“学”的指向很多，但唯独没有“文化”，因为在那个年代，“知识越多越反动”，谁还敢认真教文化、学文化呢？如此一来，这“开门”办的已经不是原本意义的“学”了。

    不过，就“开门办学”这一说法而言，我们不妨将其看作是一种开放性的办学方式。这种开放式的办学，如果办好了还真能积累宝贵的经验，取得丰硕的成果。比如美国的俄亥俄州立大学，早在15年前就开始尝试将该校学习汉语以及中国文化的学生派到中国来学习，并于2006年成立了“俄亥俄州立大学汉语旗舰工程青岛中心”，全面展开它的“开门办学”。该“旗舰工程”将该校学习汉语或者说研究“中国学”的学生派到中国来，按照不同的层次分成若干个班，或在青岛的几个大学里上课，或延请不同专业的教师分别予以辅导。“青岛中心”并未设在该市某一大学的校园内，而是设在学校以外的市区，就在青岛市的标志性建筑“五四广场”附近。学生则分别租赁市内一些社区的民房居住，各自独立生活。这样就可以让学生更广泛更直接地接触中国社会，让他们每个人都能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那样“过日子”。

    这里不妨以硕士研究生的教学为例。该中心每年都要招收数名以各种中国问题为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少时五六位，多时十余位。这些研究生在两年的学习时间里，至少有一年必须是在中国度过的。首先采用一对一的辅导形式，即给每个硕士生每人都聘任一位专业对口的指导教师，在规定的时间内一对一地进行辅导。另外，每周还特意安排一个晚上集体研讨，让每个学生将其一周来的研究内容作口头演讲，随后由大家提问和点评。这种研讨充分体现了它的开放性特征，不仅中心的负责人以及所有的学生和辅导老师都到会，而且还欢迎各地各校乃至社会各界的人士参加。与会者济济一堂，把教室挤得满满的，谁都可以对主讲的学生提出问题和建议。在全部的教学过程中，无论学生还是老师，讲话必须用汉语，书写必须用中文。学生的研究课题几乎涵盖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以及文学艺术各个方面，涉及的问题也大多是中国当下最令人关注的问题，比如农民工问题、环境保护问题、企业并购问题、小额贷款问题、中医的医学定位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显然在美国本校是很难深入学习和探讨的，而“开门办学”之后，让这些学生到中国来，生活在生成他们所研究的课题的“本土”之上，由中国的教师指导，而平日接触的也都是包括白领蓝领、工人农民以及知识分子在内的普通中国人，这对他们的研究无疑是受益多多，且无可替代的。用旗舰工程的负责人吴伟克（中文名字）教授的话说，他们这样办学的目的，是让这些美国学生来中国进行“体演”。所谓“体演”，“体”是学生的自身，身体力行，而“行”则是在“演”——这里的“演”则有两层含义，一是“演练”，在学习与实践中了解中国，学习与研究中国文化；二是“表演”，像演员一样进入角色，依斯坦尼拉夫斯基的表演理论，即演员必须把自己当作剧中人，也就是让这些美国学生把自己当作中国人，完全融入到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去。

    “一对一”的教学方式应为该中心的首创。中国教师与美国学生在每天两个小时的对谈中，完全是用汉语，探讨的课题亦全是中国问题。不仅用汉语对谈，同时还用汉语书写，因为对谈的相关内容，学生都会用中文记存在电脑里。每次对谈的话题基本上是学生研究方向中的一个分支，对谈的内容则是将这一分支加以充实、拓展、校正以及深入，两个月下来学生硕士论文的基本框架和整体思路就可以基本形成。他们的硕士论文自然也完全是用中文写就的。就笔者多年来参与辅导的感受而言，这种“一对一”的教学方式，不仅对美国学生，对中国教师也是受益匪浅。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观察视角，确实可以在相互碰撞与交流中激活对方的思维，并萌生出许多簇新的理念来。除了两个小时的“一对一”教学，更多的时间学生则用来或者自学或者考察，还经常从事一些公益活动。两个月之后，学生就根据各自的研究课题，分赴中国各地，或去某大学听课，或到某部门实习。贵州省是该中心的一个主要实习基地，大部分学生都曾前往实地考察，考察期间时常就居住在贵州山区的某些村寨里，与当地的居民共同生活。

    这些实习与考察并非只是做做样子，而是有明确的目的，即与自己的研究课题紧密关联，并充分利用他们在中国所能找到的教育资源。比如，2010年的一位硕士生丘凯瑞，她研究的课题是关于中国“沙尘暴”的形成与防治。当她得知中国科学院青岛海洋研究所的宋先生对中国西部的生态十分关注时，便主动登门求教，还跟随宋先生去内蒙待了两个多月，实地考察了尘暴的成因。尤其是那无数干涸的咸水湖，湖底的盐碱粉尘一旦被狂风卷起而形成的巨大尘暴，对周边乃至数千里之外的土壤以及大大小小的水系可能造成的严重污染和危害，不身临其境地实地考察，是很难获得第一手资料，也无法进行深入的思考的。事后宋先生跟我介绍说，丘凯瑞同学很能吃苦，一个女孩子在那种恶劣的环境里能坚持下来，实属不易；但那儿的条件实在太差，天气又越来越冷，宋先生就介绍她去兰州实习了。再如2011年的硕士生凯文，他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农民工的群体意识。自2011年的秋天开始，他一直在青岛实地考察外地来的农民工的状况，并经常利用晚上给这些农民工讲课，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教他们英语，和他们一起听音乐、练武术、做游戏等等，跟他们完全打成了一片。由此可见，“开门办学”确实给了这些学生以田野工作的机会和方法，使他们能够真正零距离地贴近自然融入社会。前面我曾谈到该中心的学生还经常参加一些公益活动，充当城市的志愿者。比如青岛的平度市有一个“春蕾计划”，该计划是专为资助农村的女童上学而设的。在中国的许多农村，适龄女童的入学率极低；平度的这一计划对改变这种教育缺失的状况，无疑是功莫大焉。许多美国学生也主动参与了这一计划，他们有些人甚至在中国设立了账户，毕业之后有了工作就每月按时将自己工资的一部分打到这个账户上，资助平度市贫困的农村女孩上学。

    “旗舰工程”之所以采取这种“开门办学”的方式，初衷乃是源于在以往的数十年里，尽管有不少外国人曾长期在中国工作和生活，有的甚至过了大半辈子，但实际上他们对中国并无多少了解，要么一叶障目，要么瞎子摸象，颇有些隔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未真正融入到中国社会尤其是普通的中国民众中去。他们大多被当作“外宾”，享受着与中国国民不同的待遇，平日也难得与普通民众近距离接触。而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汉语旗舰工程，却让它的学生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员——至少在中国的学习时间里，他们必须进入“中国人”这一角色。这样，无论对他学习中国文化，还是对他们熟悉中国国情，无疑是十分方便也非常适宜的。比如，2006年的硕士生朱丽，刚来中国时汉语水平较差，平时用汉语表达颇多困难。但6年来她不断地来中国“体演”，尤其是考入弗吉尼亚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之后，她将研究方向依然界定在中国文化的范畴，依然遵循俄亥俄旗舰工程的办学方式，几乎每年都要到中国来，或参加学术会议，或实地进行考察，而且时常都是在中国普通居民家食宿。2011年9月她又到上海某大学工作至今，一直租住在上海某小区的居民楼里。如今，她的汉语水平不仅大有提高，平日的谈吐跟中国人已没多大区别，听电话里她说话的语感和腔调简直就是一个中国女子了。

    由此看来，俄亥俄州立大学汉语旗舰工程的这一开放式的教学方法是颇值得肯定和提倡的。就美国学生而言，要真正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就必须置身于中国的文化语境，进行身临其境的“体演”。他们研究的课题几乎涵盖了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他们实习的地区几乎伸延到中国的四面八方。这种开放式的教学，不仅充分利用了中国的教育资源，还赋予学生以极大的自主与自由，这对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实践的能力，无疑也是极有帮助的。我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同仁们讲，用不了10年，这些学生恐怕都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中国的教育是否也可以从中寻求到某些借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