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化干戈为玉帛”

    我有一个习惯，绝不随便扔掉带字的纸。星期五，儿子下班回来，把一张包东西的报纸顺手扔掉。我拾起来一看，是2011年8月23日《光明日报》的“新知”版，上面有一篇文章，题为《化干戈为玉帛成语穿越记》，作者杨雪梅。题目挺有意思，题目下面的引言更让我感兴趣：“考古发现表明，玉帛与干戈并非出自同一时代。那么，这两个词是如何‘穿越’时间结合成一句话的呢？让我们从对良渚文明的研究一看端倪。”压题图是良渚博物馆展出的玉龙手镯和玉戈、玉璋、玉凿、玉柱形器。这“玉戈”，既是“戈”，又是“玉”，不同时出现在良渚文化时期了吗？我很纳闷，想尽快弄清作者是怎样穿越成语“化干戈为玉帛”的，就将整篇文章迅速地浏览一遍。正文有两个小标题：头一个是“成语与考古发现的矛盾”；后一个是“‘化干戈为玉帛’——造个词来盼和平”。正文左边有一栏起知识链接作用的图文。图是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琮。文的标题是《说文解字》，分别解说了“玉”、“帛”和“干戈”。这栏下面还有一图，是三星遗址出土的玉面人像，旁边提出一个问题：“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都很多，不知那时是否既有‘干戈’也有‘玉帛’？”

    浏览过后，我了解了作者的思路和观点：正像作者所说，“发现于1936年的良渚遗址和以此而命名的良渚文化，以江苏、江浙的太湖流域为中心，是长江下游具有代表性的晩期新石器文化遗存，大体处在距今4000至5300年之间，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阶段。”作者认为，“在良渚，玉器主要有琮、璧、钺、仗形器、管状器、珠、坠、玉粒等，分为礼仪玉器和装饰玉器两大类，而以礼仪玉器最有特色。”“在湖州钱山漾遗址中出土了属于良渚文化的纺织品遗存”，“其中一块被鉴定为最早的绢织物”，“材质是经过缫制的家蚕丝”。那时候，“帛是与玉相提并论的礼仪用品。”可是“干、戈都是与青铜时代的到来相关联的。”作者说：“化干戈为玉帛”的成语出自《淮南子·原道训》，故事与大禹有关：“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服，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作者指出：“从这段记载来看，在尧舜禹的时代，已经有许多的‘玉帛古国’了，而且已经有了‘诸侯’和‘甲兵’，所以才会有‘化干戈为玉帛’的成语。但从中国的考古发现和更多的文献记载来看，那时的‘玉帛古国’应该没什么‘干戈’，祭祀才是当时最主要的社会行为，即所谓的‘有祀无戎’。至于‘囯之大事，在祀与戎’，也就是说，连祭祀带打仗，应该是商周的事情。那为什么‘玉帛’会成为古国(或者方国)与和平的象征呢？”作者的说法是：良渚文化时期“存在着许多的玉帛古国，‘有祀无戎’是可能的。只有当古国走向王国时，才发生兼并、资源掠夺和战争，只有‘礼乐坏崩’后‘尚武好战’之风才兴起。我国的文献上关于尧舜的记载大多是尧天舜日的美好生活，实行的是禅让制，根本不需要战争和武力来实现王朝的更替。而从炎黄开始，关于战争的神话与记载才频繁起来。也许正是如此，人们才会怀念玉帛时代，才会发明出‘化干戈为玉帛’这句成语吧。考古发现也证明：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之间的盟誓确实是写在玉石片或者帛书上的。”

    说成语“化干戈为玉帛”中的“玉帛”象征“和平”没有问题；但把“玉帛”象征和平的理由解释成“怀念玉帛时代”，因为“那时存在着许多的玉帛古国，‘有祀无戎’”，这种观点是笔者前所未闻的。“化干戈为玉帛”，蕴涵着厚重的中国古代文化信息。所以，笔者也想说说自己的一些粗浅意见，向杨雪梅先生和广大专家学者请教。

    “干戈”是两件古老的兵器。干是防护器具，即盾牌；戈是格斗噐具，即平头戟。《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了一个古老的神话故事：“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晋代大诗人陶渊明据此写下了“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诗句。可见古史传说时代已有干。最初的干是木制的，这可以用民族学的材料进行印证。例如台湾高山族过去使用的原始盾牌，是用长方形木板制成的，上面绘有各种图案花纹，后来又将坚韧的兽皮蒙在盾面上。云南德宏景颇族过去也有蒙上猪皮的木盾。用木板和兽皮制成的干不容易保存下来，所以在考古中尚未发现原始盾牌。在殷墟墓葬中发现过盾牌残迹，是用木材做成长方形框架，再蒙上皮革，涂上漆，有的还画上猛虎图案。戈是牛舌形的锋刃器，用于钩击。戈起源于新石器时代，一般认为是由镰刀类的工具演化而来的。《世本·作篇》说蚩尤发明了“五兵”，其中就有“戈”。陕西龙山文化是黃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晩期文化，其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至前2000年之间，与良诸文化相当。陕西龙山文化旳玉器出土地点以延安地区和神木县为中心。神木县石峁曾出土三件玉戈，其中一件玉戈的料呈深绿色，局部有灰白色沁，长29.2厘米，最厚处0.6厘米，体扁锋尖，援两侧略向内收，内与栏间有一穿孔，两侧有台阶形落差。此器为迄今所见最早的玉戈。

    《吕氏春秋·荡兵》说：“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剝林木以战矣。”《越绝书·宝剑篇》说：“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它们的说法有道理，原始人群不正是拿着削尖头的木棒，举着砸出刃的石块，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吗？所以，干戈的出现绝不晩于玉帛。所谓“从中国的考古发现和更多的文献记载来看，那时的‘玉帛古国’应该没什么‘干戈’”，这种说法站不住脚。

    商代“妇好”墓出土自铭为戈的青铜器，其形制与石峁玉戈相同，这证明青铜戈是从玉戈演变而来的。步兵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兵种。商代青铜器上就有手执干戈的步兵形象。这证明干戈是步兵最早的一组标准装备。所以，“干戈”一词后来就被用来泛指兵器，甚至代指战争。

    商代后期有了马车，把马车和青铜戈结合在一起，出现战车。安阳小屯宫殿区的车马坑曾发掘出典型的战车，四匹马拉一辆车，车上三个乘员，各有一套兵器：第一套兵器有弓箭、箭箙和铜戈、石戈各一件，戈上遗留着盾的痕迹。箭箙内装有两组箭，每组十枚，但只剩箭镞了，一组是青铜镞，另一组是石镞。第二套兵器有弓箭、箭箙、铜戈和一柄护身的青铜羊头刀。第三套兵器只有石戈一件和青铜牛头刀一柄，并伴有驭马策。这说明他是御手，主要任务是御马驾车，不直接进行战斗。前两套兵器的主人才是战斗人员。戈成为车战中的上乘兵器。这样的一辆战车称为一乘。战车具有速度优势，冲击力强，战车兵很快成为青铜时代的主力兵种。那时候，衡量国家的强弱常以拥有战车的数量作标志，有“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说法。秦末汉初，战车兵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在楚汉战争中兴起的骑兵兵种。戈这种兵器也随着战车被历史淘汰。所谓“考古学家认为，干、戈都是与青铜时代的到来相关联的”，可以理解为干戈是青铜时代的主要武器，不可以理解为干戈是青铜时代的产物。

    《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意思是：“祭祀和战争是国家的大事。祭祀有执膰之礼，战争有受脤之礼，这是和神灵交往的大礼节。”祀与戎是国之大事，即国家之重要内涵，但并非国家所专有，史前时代就存在祀与戎。《史记·五帝本纪》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於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黄帝“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又“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江苏邳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第二次发掘中，清理出一座中年男性的墓葬，死者右手握着一件骨匕首，左肱骨下放置着石斧。他的左股骨明显嵌着一枚骨镞。三角形的骨镞射进骨质的深度达2.7厘米。经鉴定，股骨伤口周围未见炎症症状，说明死者被射中后很快死去。但中箭处并非致命部位，很可能所中箭镞上涂有毒药。死者应是氏族中的武士，在氏族间的战争中牺牲。这座遗址的年代大约距今5600年，比良渚文化还早三个世纪。山西绛县新石器时代墓葬中也发现有死者石镞射嵌在面部的鼻骨中。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证明：“‘玉帛古国’应该没什么‘干戈’”的说法，难以成立。在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有玉戈、玉璋。戈是兵器，璋是军旅传令的凭信，这两种东西都跟战争有关系。良渚文化的玉戈、玉璋不是实用器，很可能是战争前夕行受脤之礼用的礼器。

    杨雪梅先生说：“我国的文献上关于尧舜的记载大多是尧天舜日的美好生活，实行的是禅让制，根本不需要战争和武力来实现王朝的更替。”其实，所谓“尧天舜日”，那是儒家对原始民主制度的解释。《汲冢竹书》就另有说法：“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只是儒家学说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压制了不同学派的意见。关于中华民族的古帝传说，炎黄在前，尧舜在后，这是常识。但令笔者不解的是：既然杨先生相信尧天舜日“根本不需要战争和武力”，隨后又说：“从炎黃开始，关于战争的神话与记载才频繁起来”，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玉帛，是指瑞玉和缣帛。它们是古代祭祀时使用的珍贵礼品。祭祀是人与天地祖宗神灵的沟通，当然要使用最美好的东西。所以，玉帛又有一个专称“二精”(见《国语·楚语下》观射父论祀牲)，意思是物品中的两种精英。它们是当之无愧的。

    丝帛最初是用来事神鬼的。进入春秋战国，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和人们思想逐步解放，丝帛的用途日益扩大。《国语·齐语》记载：齐襄公“九妃六嫔，陈妾数百，食必良肉，衣必文绣。”“衣必文绣”，就是穿带花纹的丝绸衣裳。《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楚军攻打萧邑，遭遇寒流。楚王巡视三军，抚慰并勉励将士。将士感到像披上丝绵被一样温暖。在长沙楚墓中岀土过丝绵被，证明《左传》记载不虚。1982年，湖北江陵马山砖厂一号楚墓出土了大批战国丝织品，包括锦袍、禅衣、夹衣、禅裙、丝绵绔等十余种，还有棺罩帛画。这些材料说明，从春秋战国时起，穿丝绸、用丝绸才逐渐成为时尚。

    “化干戈为玉帛”是形容中国古代交战双方议和会盟的常用语。这对于交战双方来说，都是“国之大事”。处理这样的“国之大事”离不开玉帛的。因为撰写在玉帛上的盟约，是不再交战、和平友好的誓言，要讲究诚信，要举行庄重的仪式，向天地祖宗的神灵汇报。

    最后顺便说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石戈、玉戈、青铜戈；还有一件菱形铜牌，有专家认为，这是祭祀用的盾牌，即干。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器不仅品种多，而且数量大；至于帛，尚未见有出土报告。但是，学术界认为“青铜大立人像头戴花冠，身着的长襟衣服上所饰的有起有伏的各种花纹，均表明其冠、服为蜀锦和蜀绣。”(见段渝、邹一清著《三星堆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