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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41年5月，在香港刚刚恢复的《大众生活》周刊，陆续刊登出了一部后来被俗称“女特务日记”的长篇小说。小说这样开头：
“这一束断续不全的日记，发现于陪都某公共防空洞；日记的主人不知为谁氏，存亡亦未卜。该防空洞最深处岩壁上，有一纵深尺许的小洞，日记即藏在这里。是特意藏在哪里的呢，亦或偶然被遗忘，——再不然，就是日记的主人已经遭遇不幸；这都无从究明了。”
“所记，大都缀有月日，人名都用简写或暗记，字迹有时工整，有时潦草，并无涂抹之处，惟有三数页行间常有空白，不知何意。又有一处，墨痕漶化，若为泪水所渍，点点斑驳，文意遂不能联贯，然大意尚可推求……这些日记的主人如果尚在人世，请恕我的冒昧；如果不幸而已亡故，那么，我祝福她的灵魂得到安息。整抄既毕，将付手民，因题《腐蚀》二字，聊以概括日记主人之遭遇云尔。”
这一节小引制造了一个很大的悬念，书名也透出来了。它就是后来被认为是茅盾的重要作品，此时刚刚创作的《腐蚀》。
二
从该作品的形成情况看，并非一件精心结构、潜心完成的作品。1941年，邹韬奋先生来到香港，刚到便着手筹备恢复《大众生活》周刊。他邀请了茅盾、金仲华、夏衍、千家驹、乔冠华、胡绳等与自己组成编委会。在第一次编委会上，韬奋提出，为了争取更多读者，“周刊”以周六出刊最为有利。当时已经四月底，五月初复刊已不可能，但五月中旬，也就是五月十七日一定复刊。再过几天，韬奋专程去访问茅盾，提出《大众生活》出版，应该有一部名家长篇小说连载才好。他直接对茅盾说，你的名气大，下笔又快，希望你来承担这个紧急任务。
一听这话，茅盾有些为难。长篇小说得有多少准备工作，几天时间怎么能赶得出来？韬奋不管：这也是万不得已，你就把平时积累的素材拿出来编个故事罢。一下子肯定写不完，你就一边写一边登。
韬奋走后，茅盾立即开始考虑写作内容。他想起以前听说过，抗战初期有不少热血青年因报国心切被国民党特务机关以战地服务团的名义招募进去。经过训练后，强迫他们干特务工作。有些落进陷阱的青年偷偷与进步人士联系，希望能跳出火炕，韬奋就曾经接待过这样的青年。茅盾想，由此入手，可以写成这样的故事：通过一个被骗而陷入特务机构而又不甘沉沦的青年特务的遭遇，揭露国民党特务组织内部的凶狠、奸险和残忍……故事背景放在“皖南事变”前后。内容决定了，长篇小说布局谋篇十分重要，茅盾想到用“日记”形式，因为日记体很适合边写边发表的要求。茅盾尽管一向不喜欢第一人称写法，这次也决定用女性作小说主人公，即以女性口吻来写。后来茅盾解释说：“因为女子的感情一般较男子丰富，便于在日记中作细腻的心理描写。”茅盾无法先将作品全部完成，只是边登边写。这种方式给后来读者参与创作提供了可能。而《腐蚀》正是这样一部因读者参与，改变了主人公命运的作品。
三
《腐蚀》的主人公是个年轻的女特务——赵惠明。她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曾参加过学生运动和救亡工作。但由于利己思想和爱好虚荣，终于加入特务组织。 她尚未完全被“腐蚀”的灵魂里还存留着“人之所以为人”的部分，她的惶惑和苦痛无处申诉，个人日记本——成了供她倾诉的最佳场所。茅盾以他擅长的细腻笔触以及对女性心理的体会将这个人物写得生动婉曲，由日记形式清晰、充分地展示于读者面前。
小说中有个重要情节：赵惠明过去的爱人小昭被特务机关逮捕；上级了解此情况后，要求赵惠明前去劝（诱）降。这使她陷入极大的矛盾之中。主人公的复杂心情在日记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腐蚀》虽然边写边发表，但作者在写第一段时“也不是全然没有总的结构计划的”。在作者的“总的结构计划”里，结果该如何呢？“原来的计划是：写到小昭被害，本书就结束。”（《腐蚀·后记》）就此，小说已大致完满。
但是，就在这时，刊载作品的《大众生活》杂志收到越来越多的读者来信。这些来信大都是询问作者：到底打算给赵惠明一个怎样的结局？许多读者还表达出一种非常强烈的意愿，希望给女主人公一条“自新之路”。
编辑部直接向茅盾提出，希望对读者的要求予以考虑。茅盾经过认真思考，便开始在原来的构思之外再设计情节。这样，赵惠明在小昭被害之后，更进一步看清了特务组织的面目，于绝望之中产生出希望，决心弃暗投明。
除去这一来自读者的原因，另一要求来自杂志发行部：希望这部作品能够多“拖延”几期。因为杂志准备将前26期结为一部合订本，如果茅盾在26期以前结束，那么后一部连载长篇小说（按：夏衍的《春寒》）就只有一个开头搁在这个合订本中，完全不利于发行。
四
那么，为何当时的读者要求给赵惠明一条自新的道路呢？这一点，茅盾在1954年时做了一点探讨。他认为：“就我所知，因同情于赵惠明而要求给她以自新之路的读者，只是很少数；极大多数要求给以自新之路的读者倒是看清了赵惠明这个人物的本质的，——她虽然聪明能干，然而虚荣心很强，‘不明大义’（就是敌我界限不明），虽然也反抗着高级特务对于她的压迫和侮辱，然而她的反抗动机是个人主义的，就是以个人的利害为权衡的，而且一到紧急关头，她又常常是软下来的；但是，一九四一年的极大多数的读者既然看清了赵惠明这个人物的本质，而又要求给以自新之路，则是因为他们考虑到：（一）既然《腐蚀》是通过了赵惠明这个人物暴露了一九四一年顷国民党特务之残酷、卑劣与无耻，暴露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只是日本特务组织的‘蒋记派出所’（在当时，社会上还有不少人受了欺骗，以为国民党特务组织虽然反共，却也是反日的），暴露了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的不少青年分子是受骗、被迫，一旦陷入而无以自拔的，那么，（二）为了分化、瓦解这些胁从者（尽管这些胁从者手上也是染了血的），而给《腐蚀》中的赵惠明以自新之路，在当时的宣传策略上看来，似亦未始不可。这种种，是当时的很大一部分读者提出他们的要求的论据，而作者的我，也是在这样的论据上接受了他们的要求的。（当然，这样做了，是否曾发生预期的作用，那是另一回事）”
这样的解释，对于理解本书的艺术方面并没有太多参考意义。《腐蚀》一书，以日记方式写出，一个活生生的灵魂展示其间。这时候，她的外在身份，相对于其内心世界，并不特别重要了。而读者要求给赵惠明一条自新之路，是希望有这样一颗挣扎灵魂的人，能有一条较为正常的生活之路吧。
《腐蚀》在《大众生活》杂志连载之后，上海的华夏书店在当年十月出版了单行本。据茅盾后来回忆：“由于当时环境所限，《腐蚀》引起的轰动，仅限于香港、南洋和孤岛上海等几个城市，而且是短暂的，因为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也就在战火中湮没了。”可是，从小说连载时产生的反响看，茅盾的说法是相当自谦了。优秀作品是不会被轻易湮没的。抗战结束后，上海知识出版社再次将《腐蚀》出版单行本，并发往内地重庆等城市出售，引起极大反响。据说当局紧急下令到各书店查禁；而解放区各地却大量翻印。据茅盾自己说：“在我所写的长篇小说中，《子夜》是国外版本最多的，而《腐蚀》则是国内版本最多的。”
五
读者的积极参与和要求改变了作品主人公的命运，这在文学创作中是十分罕有的，一般只会出现在作者边写边发表的过程里（小说从1941年5月连载起，到9月才结束）。而重要的是读者的参与并没有减弱作品的价值，反而将更多人性的内容注入了进去。《腐蚀》完稿后，在社会上产生的强烈反响可以看出这一点。
小说开始发表之初，因为描绘真实，主人公内在心理把握准确，表现细腻，许多读者忘记其为“小说”，认为真有其人，所以常常致信茅盾，询问日记女主人公赵惠明后来的下落；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还有许多读者读完该书后，写信询问茅盾：《腐蚀》当真是你从防空洞中得到的一册日记么？赵惠明怎么将日记遗失在防空洞里，她后来的下落如何？这些问题虽有些天真，但从中可以看出这部作品的真实性和感染力。它的确是一部成功之作。
茅盾一生著述宏富，优秀作品也不少，但是，《腐蚀》却得到这样的评价：“《腐蚀》的现实主义成就，不仅在作品通过赵惠明典型形象的刻划，尖锐地抨击了国民党特务统治的政治黑暗，而且还按照现实生活和人物性格本身的特点，真实地揭示了赵惠明逐步觉醒，走向自新之路的过程……这部小说是抗战时期文学中以现实题材揭露国统区政治黑暗的最重要的作品。它在思想和艺术上取得独特成就，使它在茅盾所有作品中占着仅次于《子夜》的显著位置”（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对于小说结尾，“文学史”作了这样高度的评价：“人物结局的这种处理，不是硬插上去的‘光明的尾巴’，而是形象本身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所必然导致的结果。”这其中一部分，也许真要感谢读者积极主动地参与。是读者的善良和同情，把人物从一般的政治层面中释放出来，赋予了她作为人的基本感受和灵魂的悸动，使她在人性的层面上丰富、生动，鲜活，站立了起来。这看似有些意外，但在人性逻辑中却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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