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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准号：１０＆ＺＤ０９５），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吾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自2012年2月始，本报将次第选录课题研究者之学术随笔，以飨读者。
2010年6月，“厚德启智——中国百年中小学教科书澳门特展”开幕。清末以来千余册教科书展品，从人民教育出版社（下称“人教社”）60年间收藏的20余万册中外教科书中遴选出来，第一次走出书斋，亮相海外。来自澳门、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参观者们在一本本簿薄的老式教科书前流连忘返，啧啧惊叹，从中看到了历史演进、社会变迁，并欣喜地找回了亲切的儿时课业——“学林谁不起童蒙”呵！
这些曾经最常见普通的学堂用书，竟然牵动了无数现代人敏感的神经。对早期教科书的收藏，也渐渐形成了一股热潮，市场价值一路攀升，如清末课本估价1200元，民国课本估价1000元等。应该说，教科书作为单品来说不论多么珍贵都是有价的。而经过整理、遴选、编目、排架，渗入众多人力与智慧形成的有序的、系统的、能反映不同时代面貌的、能为各种层次的学术活动提供参考的教科书藏品则是无价的。
收集与珍藏
我国中小学教科书自清末出现以来已有百余年历史，作为一种公开性最强的出版物，持有者最为广泛，民间散布量最大。但往往越是大量的、廉价的物品人们越是不在意收藏，随意丢弃；而中小学教科书内容的启蒙性、基础性也长期未得到学界的重视，因而百年下来所剩无几。近年来，学术界逐渐认识到这类文献的学术价值，并开始从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角度对这部分文献进行研究，从而对教科书原始文献的留存状况倍加关注。
人教社作为新中国第一家教科书专业出版机构，首任社长叶圣陶先生在建社之初便提倡大量收集资料，尤其是尽可能多地收集清末、民国和解放区的中小学课本——这些文献是编写新中国教科书最直接的参考来源。自那时起，人教社就没有停止过收集中小学教材的脚步。目前，人教社有教科书专藏书库，收藏有清末、民国时期教科书约12000册，1940年代的革命根据地课本700余册；有新中国时期教科书约19万册，其中包括收藏到每个印次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版教科书和1950年代至今的各地教科书（包括部分港台课本）。这些藏书已陆续按时代、学科、出版者、出版时间编目排架。
如此丰富的馆藏，是几代人教人心血的凝结，也是精神和信念的坚守。上世纪60年代末的“文革”期间，人教社被强令撤销，物资封存，人员全部下放干校劳动，前景一片渺茫。但当若干年后，劫后回归的人们打开尘封已久的战备箱，看到历年的教科书藏品完整无缺、排列有序，好像随时等候主人来翻阅、研究。可见，即使在那些风雨如晦、人心惶惶的岁月里，有良知的经手人还是忠于职守，不放弃对光明的向往。
上世纪80年代，人教社加紧了对清末、民国及1970年代以前教材的寻访、收集步伐。1983年夏天，得知上海某机构藏有大量未经整理的清末民国课本，马上组织人力前往，无偿协助整理。酷暑中，几位图书馆员在旧书堆的灰尘里工作了一个半月，为收藏单位解决了整理难题，也获取五千余册副本满载而归。1980年代末，又从某研究所即将搬迁的地下室里，突击运回四万余册“文革”期间的各地教科书。
基于对于中小学教材学术价值的珍视，怀着毫无功利目的的收藏心态，人教社将百年来各个时期的中外教科书持续性地积累起来，客观上赢得了收藏时机，在当下教科书成为奇货可居的藏品前，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教科书特藏。
当然，认识到教科书收藏价值的并非仅有人教社一家，不少有条件的机构和个人也都在长期做着同样的努力。
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前身为中华书局图书馆）收藏有清末、民国教科书5300余种，正在整理过程中。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有清末、民国教科书2600余种，偏重于理科和师范类。
收藏清末民国中小学教科书在1000-2500种之间的藏书机构还有：广东中山大学、上海图书馆、广西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台湾国立编译馆等，近年来还在陆续发掘的有上海徐家汇中学、苏州文昌实验中学等。除上述藏书机构以外，民间还有一些致力于收集教科书的收藏家，如湖南的石鸥教授等。
收集教科书最重要的是及时性，可以用“捕捉”来形容。因为每一学期过后，用过的教材就会散失，不易收全了。每一套教科书中最宝贵的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版本，因教科书一般印次较多，几乎每一个印次都会有些小修订，所以最初的版本反映了教科书最起始的状态，最具有研究价值，但错过了就难以挽回。在清末民国教科书中，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版教科书的版权信息最为详尽，无论重印多少次，都将初版时间列于首位，这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感谢那些惠及后人的先行者！
目前国内的教科书收藏状况，大致能反映百年来各个时期教科书的基本面貌。但也有共同的遗憾：1920-1940年代前期中央苏区的教科书以及1930-1940年代日伪时期东北地区的教科书仅见零星版本，不足以提供研究依据，还待继续发掘。
整理与编目
无论多么珍贵的文献，淹没在杂乱无序的书堆里都是无法实现价值的。收藏者需要精心地对藏品进行整理、鉴别，然后根据通用的分类体系进行编目，这才使得藏品成为可以检索、利用的文献资源。
对藏书的整理，主要是对版本和套系的识别。人教社图书馆馆藏中珍贵的清末教材《最新教科书》系列、民国教材《中华教科书》系列、解放区教材《文化课本》等，都是从无序状态的书堆中发现并配套而成的。整理过程中也包括毫无学术可言却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如人教社馆藏中不少清末民国教科书，都是老馆员们经过逐册除尘、修补、将残页一针一线缝缀后入藏的。
整理之后即进行编目，编目的实质是对文献形态和内容的揭示。为了编目领域的统一性，编目者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制订的编目规则。虽然有具体到“空格”要求的规则可以遵循，但教科书版本的复杂性常常使编目者们为确定一个主书名、一个出版时间而冥思苦想。揭示文献形态必须追求客观准确与著录规则的统一，揭示文献内容必须以有限的文字概括最关键的内容信息，这样编出来的条目才符合专业要求，才能给使用者留下可靠的参考依据。目前已经出现了一批正式出版的教科书检索工具书，可以看作教科书整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民国时期总目录 中小学教材卷》
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出版。收录文献以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馆藏为主，另根据查重情况补充北京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的部分馆藏，共包括清末民国时期4700余种主要教材，其中包括1940年代后期革命根据地的课本。
《师范学校及中小学教科书书目（清末至1949年）》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全书2616个条目，收录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国时期师范学校和中小学教材2600余种。
《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
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出版。是迄今为止收录教科书数量最多的馆藏联合目录。全书9149个条目，收录文献为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人民教育出版社等17个收藏单位的馆藏9000余种。
《人民教育出版社书目（1950-1999）教材卷》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全书2078个条目，收录人民教育出版社50年来出版的基础教育教材2000余种。
《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两册
石鸥编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以图文并茂形式揭示教科书文献，也可以被看作教科书研究领域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一种专著形式。此书按时间顺序展现了石鸥个人收藏的教科书，时间跨度从1897年至2009年。
利用不同书目进行查重比对的方式可对现存教科书进行比较、清点，但很难精确。主要原因在于：中小学教科书的版本情况比较复杂，部分教科书的封面书名、书脊书名、版权页书名各不相同，不同书目对可检索书名的选取也不相同，这成为确认教科书种类的一个难点。
数字化与数据库建设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将教科书的内容信息进行数字化是更深层次的一种整理。数据库形式也更有利于文献内容的使用，更方便检索，是将来利用原始文献的重要发展方向。目前已经建成较有规模的教科书全文数据库主要有：
《中国百年中小学教科书全文图像库》
人民教育出版社内部使用。收录清末至2000年间国内出版的教科书53000余册，其中清末时期1000余册，民国时期8100余册（其中解放区453册），新中国时期人教版18700余册，各地版24800余册。图像库由图形文件和文本形的目次组成，其中的文本文件便于生成新目录，并具有检索功能，可从书名、著者、出版者、篇名或章节名称、选文著者、出版年代等方面进行检索。
《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China Academic Digital Associative Library，CADAL）》项目数据库
教育部“211”重点工程，由浙江大学联合国内外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共同承担。一期建设由浙江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牵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16个高校参与建设。收录中小学教科书约2600种，为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全文图形文件库，限定共建成员使用。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中小学教科书及相关文献浩如烟海、纷纭复杂，还需收藏者们进一步辑佚挖掘。同时，对现有文献还需进行更深层次的整理与揭示，亟待更多有识之士参与其中。目前，人民教育出版社申请立项了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中小学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其中“中国百年中小学教科书综录”“百年中小学教科书珍本图鉴”两项子课题研究将对此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并以带有内容提要的书目形式和图文结合的图录形式呈现成果，致力于为教科书研究领域提供参考性更强的印刷型检索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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